石城子遺址

1972年，石城子遺址首次發現。

1988年全國第二次文物普查和2009年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時均對遺址進行了詳細調查。

2014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向國家文物局申請石城子遺址主動性考古發掘。項目啓動後，對遺址本體和周邊遺存進行了考古調查，大致明確了遺址本體及周邊遺存的分佈範圍，在此基礎上運用傳統和遙感、探地雷達、電法、磁法等科技手段進行考古勘探，並對可能存在的遺蹟區域進行了掃描，為今後考古發掘工作的順利實施提供了參考資料。 ^[6] 

2015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對該城進行了調查，在城西發現陶窯和墓葬。

2016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繼續發掘，發掘面積640平方米。出土的板瓦、筒瓦、瓦當等大量建築材料，表現出明顯的漢式風格。 ^[5] 

2018年，繼續對石城子遺址進行考古發掘，發掘範圍涵蓋城門門道及內側遺蹟區以及城西墓葬和陶窖。 ^[6] 

石城子遺址全景（由南向北)(6張)

石城子遺址經調查勘探確認由城址、手工業作坊和墓地等三部分構成。城址位於遺址東部一座突出的山嘴上，依山形水勢而建，北、西面築牆，東、南以深澗為屏障，地形險峻，易守難攻。城址平面大致呈長方形，南北長380、東西寬280米，總面積約11萬平方米。城牆夯築，基寬約8~9米、殘高可達3米。城牆西北角和東北角各有角樓1座，北牆上有馬面2座。西牆外約10米處有護城壕。城門1座，位於西牆中部。由門樓、門道、墩台、迴廊、散水及門塾等組成，門樓應為依託牆體及排叉柱支撐的大過樑式結構。 ^[7] 

城內西北築子城1座。東西長200、南北寬100米。城內通過考古發掘清理出房屋37間，房屋依地勢呈階梯狀佈局，彼此間以巷道通連。牆體多為土坯壘砌或夯築。房頂為兩面坡結構，上覆青瓦，椽頭飾雲紋瓦當。城內還見灶、灰坑、車轍、散水等遺蹟。 ^[7] 

窯址類手工業作坊和墓地位於城西。現發現陶窯3座，墓葬10餘座。陶窯依山坡於生土中掏挖而成。平面呈馬鐙形。由前室、窯門、窯室（含火膛、窯牀）和煙道四部分組成。窯室內出土磚、瓦、瓦當、陶碗、陶罐等與城內所出同類器物相同，表明其是採用中原傳統技術和裝飾母題在本地製作。 ^[7] 

墓葬可分為豎穴土坑墓、豎穴二層台墓和豎穴偏室墓三類。出土遺物有束頸罐、絹、金箔、料珠、五銖及羊距骨等。 ^[7] 

石城子遺址遺物(4張)

石城子遺址內出土了2000餘件遺物，主要有建築材料、生產生活用具及兵器、錢幣等，以建築材料居多。建築材料中的板瓦、筒瓦和瓦當均為模製。青灰色，燒製火候高。板瓦和筒瓦的瓦面飾繩紋，內壁飾布紋或席紋。瓦當圓形，當面圖案有云紋、變形雲紋和幾何紋，以雲紋為主，具有典型的漢代工藝風格。 ^[8] 

生產生活用具包括陶罐、陶缽、陶豆、陶盆、陶甑、陶紡輪、器蓋和石磨盤、研磨器、炭精虎飾等，陶器有泥質紅陶和泥質灰陶，多素面，少數有繩紋、弦紋、水波紋、戳印紋等紋飾，個別器物表面刻劃“宋直甕”“馬”“十”等隸書漢字，其中件陶器造型獨特，在新疆地區首次發現，疑似火鍋、汽鍋之類的炊煮用具。錢幣為五銖錢。兵器有箭鏃、刀、栓銷、結具和鎧甲片等。 ^[8] 

石城子遺址建在崖體上，部分地表上還可見裸露的岩石，故當地老鄉稱為石城子。 ^[1] 

據考證，《漢書耿恭傳》記載，漢代派往西域鎮守邊關的名將耿恭駐守疏勒城，屯田固邊。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據之。七月，匈奴復來攻恭，恭募先登（敢死隊員）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同“榨”）馬糞汁而飲之。恭仰嘆曰：“聞昔貳師將軍（指西漢李廣利）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眾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據《東觀漢記》載：“恭親自挽籠，於是令士且勿飲，先和泥塗城，並揚示之。”）。虜出不意，以為神明，遂引去。此間，範羌率漢兵2000，由交河古城越天山趕到，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為虜來，大驚。羌乃遙呼曰：“我範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飢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歿，三月至玉門，唯餘十三人。

據《漢書》記載，疏勒城邊有澗水，城中有井，四周宜農耕，依山通交河古城，及石城子出土繩紋板瓦、雲紋瓦當等典型漢代文物。為此，史學界斷定石城子為漢疏勒城。疏勒城與樓蘭同等重要，是新疆遺存兩處漢代古城遺址，是樓蘭古城的姊妹城。

疏勒城在歷史上之所以著名，是因為耿恭率軍在抗擊匈奴的戰鬥中曾在這裏立下過不朽功績，以極少的兵力抗擊百倍於己的匈奴，擊敗了敵方長達7個多月的圍攻。漢代將士之英勇，戰鬥之慘烈，讓後人銘記。最終，創造了我國曆史上以弱勝強、孤軍獲勝的戰例奇蹟。為疏勒城在平定西域的歷史長河中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史料顯示，疏勒城歷經漢、魏、晉、隋、唐諸朝代。考古人員曾在城內地表採集到筒瓦、板瓦、方磚及大量的夾砂灰陶片，器形有罐、盆、甕、缽等，並且還有炭精虎飾和完整陶器，這些器物都具有較為典型的漢代風格。 ^[4] 

第一，石城子遺址是迄今為止新疆地區發現的唯一一處年代準確可靠、形制基本完整、保存狀況完好、文化特徵鮮明的漢代古遺址。出土的大量漢代典型器物層位關係明確，在新疆地區考古學文化斷代上具有標尺意義，對於深化新疆地區漢代考古學文化研究具有重要價值。 ^[7] 

第二，參照文獻記載，基本確定石城子遺址即為東漢耿恭駐守的“疏勒城”舊址。西漢神爵二年（前60年），西漢王朝設西域都護，統轄整個西域地區軍政事務，標誌着新疆地區正式歸入中國版圖。西漢初元元年（前48年），西漢在今吐魯番盆地始設戊己校尉管理屯田事務，分戊校、己校分駐天山南北。東漢明帝時，遣西域都護陳睦駐烏壘（今輪台地區）、己校尉關寵駐柳中（今吐魯番魯克沁），戊校尉耿恭屯金滿城（今吉木薩爾地區）。東漢永平十八年（75年），耿恭“以疏勒城旁有澗水可固”，引兵以拒匈奴。石城子遺址考古發現與高昌故城附近“高昌壁”所屬遺物及甘肅敦煌市懸泉置遺址、馬圈灣遺址所出有關戊己校尉漢簡資料結合，共同實證了兩漢時期設立西域都護之後有效管轄西域軍政事務的輝煌歷史。 ^[7] 

第三，石城子遺址位於中原王朝經營西域的戰略孔道上，控扼天山南北往來交通的關隘，建制上嚴格遵循漢代邊郡的軍事建築規制，為深入研究新疆地區及絲綢之路沿線兩漢時期軍政建置體系及邊城規制提供了寶貴資料。 ^[7] 

第四，石城子遺址是漢代中原王朝有效治理和管轄西域的歷史見證，其考古成果對於闡釋新疆自漢代開始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各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交流交融、息息相通的歷史史實、對於推進“一帶一路”核心區歷史文化建設等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 ^[7] 

1999年，石城子遺址被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公佈為自治區級文物保護單位。 ^[3] 

2013年5月3日，石城子遺址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佈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0] 

2018年，石城子遺址考古發掘項目榮獲“2016—2017年度田野考古獎”二等獎。 ^[9] 

2020年5月，石城子遺址入選“2019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2] 

石城子遺址位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縣半截溝鎮麻溝梁村。 ^[7] 

自駕：從奇台縣出發經G335—X169—石城子古城，全程大約53千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