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大變局是人們對世界格局變化的認識概括，大變局之‘變’有其自身的規律和邏輯。”這個大變局，是從事實上“一家獨大”的單極世界向協同共治的多極世界的轉變，是現代化發展路徑從一元走向多元的轉變，也是社會主義從遭遇嚴重挫折向21世紀煥發蓬勃生機的轉變。 ^[14] 

在近代世界歷史上，資本主義萌芽主要出現在西方國家，這些國家在新航路開闢和工業革命之後相繼成為工業強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民族獨立運動，促進世界的政治版圖隨之發生變化。1945年聯合國成立時，成員國總數共有51個，多數是歐美國家，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起主導作用。截止到2019年，聯合國的成員增加到了193個，其中絕大多數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獨立的國家，以這些國家為主體的“第三世界”開始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發揮作用，成了戰後國際事務中一支重要力量。“第三世界是由超越兩大陣營、超越國家性質的發展中國家所組成，它成為一支影響世界政治經濟發展的舉足輕重的力量。”世界大戰造就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機，而革命則解放了被壓迫民族和殖民地人民，導致了中國、印度、土耳其等東方國家成立了獨立的多民族國家，國際社會中的主權國家增長近200個。1955年召開的萬隆會議是第三世界形成的起點，標誌着亞非國家開始作為一支嶄新的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國際政治舞台。不結盟運動是第三世界發展的里程碑。1964年出現的七十七國集團，是第三世界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作用的重要而鮮明的標誌。發展中國家的逐步興起改變了世界政治版圖和政治格局，推動了世界多極化趨勢的進一步發展，也有利於推動國際關係的民主化，加速了世界一體化的整體進程。 ^[14] 

科學技術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第一推動力，同時成為影響國家競爭力的核心力量。當今世界科技發展的主要特點有：一是移動互聯、人工智能、雲計算、大數據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發展將帶動系列的產業發展和變革；二是與新能源、氣候變化、海洋開發、空間開發等相關的技術創新更加密集；三是綠色經濟、低碳技術等新興產業蓬勃興起，展現出了重大的科技活力。 ^[14] 

當下，正在孕育興起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將會對人類社會的生產方式產生重大影響：首先，信息技術將滲透到我們生活的各個領域，併發揮出重要的連鎖效應；第二，生產將走向智能化、自動化，企業變革速度加快，不斷催生出新的運營模式；第三，傳統的低技能勞動會受到巨大沖擊，傳統產業的技術含量也將不斷降低，這對全球的分工模式、各國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力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歷史實踐表明，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對任何國家而言，既是機遇，也是挑戰。在此輪產業革命和科技革命浪潮中，必然會有一些國家脱穎而出，成為科技創新的引領者，國際競爭格局必將發生深刻調整。 ^[14] 

21世紀以來一大批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快速發展，世界多極化加速發展，國際格局日趨均衡，國際潮流大勢不可逆轉。當前，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正處於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新工業革命推動新興市場國家高速發展，為發展中國家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戰略發展機遇，尤其是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成為新興大國力量，對世界格局的變化產生了重大影響。 ^[14] 

首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具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有利於持續推動完成國家重大戰略安排。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的高速發展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穩定器和引擎。今天，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工業國、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對外開放水平進一步提升，“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亞投行的設立、G20峯會的召開都表明中國在國際經貿體系中的地位越來越突出。可以説，中國用幾十年走過了發達國家幾百年完成的工業化歷程。 ^[14] 

其次，中國已經從一個追趕者變為一個迅速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參與者和領跑者。2019年，在世界經濟低迷的大背景下，中國堅持對外開放，堅持進一步深化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初步成效，國內生產總值增長6%，位居世界前列，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30%，是美歐日等國的總和。事實充分證明，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正勇立潮頭，擔當起大國責任，走向世界中央。尤其是自2013年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來，已有138個國家積極響應支持，40多個國際組織同中國簽署合作協議，極大地增強了各國之間的互聯互通、產業合作和金融支持。中國積極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推動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續的經濟全球化進程穩步發展，為世界的穩定和繁榮貢獻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 ^[14] 

晚清的李鴻章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驚呼：實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又説：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李鴻章講的變局，實質上是中華民族前所未有之危局。 ^[13] 

2014年8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體學習時指出：“在這個前所未有的大變局中，軍事領域發展變化廣泛而深刻，是世界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重要內容之一”。 ^[11] 

2017年2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2017年主持召開國家安全工作座談時進一步強調：“要立足國際秩序大變局來把握規律，立足防範風險的大前提來統籌，立足我國發展重要戰略機遇期大背景來謀劃”。 ^[12] 

2017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世界正處於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對世界格局做出宏觀判斷。 ^[19] 

2017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接見駐外使節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做好新時代外交工作，首先要深刻領會黨的十九大精神，正確認識當今時代潮流和國際大勢。放眼世界，我們面對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3] 

2018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講話上指出：“當前，我們處於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盪。” ^[3] 

2018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峯會上提出：“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是在國際意義上的第一次論述。 ^[19] 

2018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峯會上再次指出：“當今世界的變局百年未有，變革會催生新的機遇，但變革過程往往充滿着風險挑戰，人類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 ^[3] 

2018年12月，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在“變局中危和機同生並存”。

2019年4月26日，在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歡迎宴會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世界在發展，時代在進步。新工業革命風起雲湧，充滿機遇和挑戰。在當今世界行走，恰似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作為各國領導人，我們沒有退卻的理由，只有前進的選項。唯有風雨兼程，才能無愧於人民重託，才能讓我們的人民過上幸福生活。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當口，願我們都能不負使命、不負時代。” ^[5] 

2019年6月7日，在第二十三屆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全會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致辭指出：“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崛起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帶來的新陳代謝和激烈競爭前所未有，全球治理體系與國際形勢變化的不適應、不對稱前所未有。” ^[6] 

2020年9月4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20年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全球服務貿易峯會上的致辭中指出：“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這個大變局加速變化，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保護主義、單邊主義上升，世界經濟低迷，國際貿易和投資大幅萎縮，給人類生產生活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和考驗。” ^[7] 

2020年9月9日，在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艱鉅繁重。站在‘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歷史交匯點上，我們必須全面貫徹中國共產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略，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堅定不移貫徹新發展理念，着力構建新發展格局，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辦好發展安全兩件大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不斷開創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家事業發展新局面。” ^[8] 

2020年9月22日，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的講話中，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人類社會發展史，就是一部不斷戰勝各種挑戰和困難的歷史。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相互影響，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沒有變，各國人民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期待更加強烈。新冠肺炎疫情不會是人類面臨的最後一次危機，我們必須做好攜手迎接更多全球性挑戰的準備。” ^[9] 

2020年10月29日，在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明確指出：“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深入人心，同時國際環境日趨複雜，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廣泛深遠，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進入動盪變革期，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權主義對世界和平與發展構成威脅。” ^[10] 

截至2021年7月31日，在中國知網上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相關的學術論文共312篇，其中，核心期刊文章166篇。從2017年至2021年上半年研究熱度的變化可知，有關這一問題的研究熱度穩步上升，表明學術界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視程度提升，為未來研究提供了廣闊空間。 ^[19] 

自“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判斷提出後，在中國國內外引起了關注和討論，既有積極讚揚的，也有謹慎觀望的。時至2022年，隨着新冠疫情等國際新情況的出現，全球治理等國際問題的暴露，以及數字科技變革的持續深入，關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關注和討論不但沒有停止，反而更加熱烈，在世界範圍內產生了強烈反響，成為越來越多人觀察世界形勢的重要出發點。 ^[4]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百年”這樣的時間尺度，一方面是自然時間尺度。這個百年，在自然時間上確定為1919-2019年。但“1919年”、“2019年”這兩個自然時間本身，並沒有什麼特殊含義。要理解“1919年”、“2019年”所具有的特殊含義，它們之作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間起點與時間終點，需要從社會時間上審視方才能明其究竟。 ^[15] 

從起點上看，“1919年”可以被看作大變局起始之年。一是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1919年開啓了一個新的世界歷程。

1919年的五四運動作為國際新秩序建構的中國反應，給這一年度打上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印記。在此之前，1904年晚清政府終結科舉考試，實際上已經開啓了中國社會轉型的政治大門。但直到1919年，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政治抗爭，才充分彰顯了世界老大帝國現代轉型的驚心動魄。這確實是當時世界的一個重大變局。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一個具有世界意義的運動，它絕對不侷限於中國意義。以此為世界社會時間的新階段起點，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15] 

從終點即“2019年”往回看，這一年也可以被視為大變局的百年終局之年。一是因為1919年一戰後的分贓之爭開啓的東西之爭，有了一個明顯的改寫。當時疲弱而必須訴諸社會運動以示抗爭的中國，如今已經崛起為國內生產總值世界第二位的大國。這讓世界經濟版圖與地緣政治都發生了巨大改變。二是這一年之前的數年，科學技術的迅猛突破，大大改變了人們生活的既定狀態，開啓了一個人類必須聚精會神對付的新局面。 ^[15] 

按照《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變局”的字面含義是“變動的局面”“非常的局面”，其中的“局”表“形勢”“情況”或“局面”之意。從某種意義而言，任何形勢變化都可以稱作“變局”，形勢發生根本性變化則可稱作“大變局”，如果出現一百年、一千年來從未有過的新局面，那就是百年或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3] 

近年來美國發生了很大變化，這是中國形成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判斷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影響當前中美關係的最主要變量。（新時代的中國思想與世界變局——中國智庫國際影響力論壇2019，2019年12月17日） ^[24] 

中國改革開放的快速發展改變了世界經濟的版圖，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有賴中國的繼續發展，才能夠進入到一個新的、和平的、穩定的格局。（2021全球智能物流峯會，2021年10月18日） ^[21] 

世界殖民帝國體系的解體和亞非拉民族獨立國家體系的形成，社會主義的發展、曲折和變革深刻彰顯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文明交往與世界歷史研究”彭樹智先生學術思想研討會，2021年12月18日） ^[23] 

第一，習近平總書記“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提出的出發點是中國的外交和國際關係、國際地位問題，不是講一般意義上的發展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做好新時代外交工作，首先要深刻領會中國共產黨的十九大精神，正確認識當今時代潮流和國際大勢。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需要建立更加良好的國際關係，充分利用好國際資源，更高效地利用國際市場來發展中國，這才是大問題。中國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決策重大戰略和政策必須充分考慮國際因素。 ^[18] 

第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中國選擇更加主動、更具活力、更加先進、更加高效的開放經濟模式的良好大環境、大背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圍繞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主動參與全球治理，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雙向開放、命運共同體建設、自貿區建設以及爭取更多的制度性話語權，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營造更加良好的外部環境，這裏的核心是要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 ^[18] 

第三，“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當中也有許多相對比較穩定的因素，在決策中要特別注意。事物總是處在不斷髮展變化過程之中，但是，也有許多相對不變和基本穩定的因素。比如，經濟全球化大趨勢，世界經濟重心還將繼續穩定，這就是北美經濟區、東亞經濟區、歐盟經濟區等在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仍然是主體，國際格局之變不會太大。“隨着一大批新興大國和發展中國家的羣體性崛起，國際力量對比更趨平衡的態勢更加明顯。全球治理結構將會發生一些變化，新興國家對全球治理的廣泛參與，全球治理的理念、機制和形式都在發生顯著變化。隨着眾多亞非拉國家日益增長的經濟和文化自信，人類社會的文化、觀念、思想和制度正變得日益多元。” ^[18] 

第四，中國在依據“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決策國家重大戰略和政策的時候，一定要特別關注新的變化因素。比如，一大批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羣體性崛起前所未有，世界最強的國家美國從一個常量成為最大的變量前所未有，西方內部的四分五裂前所未有，多邊主義與單邊主義的激烈較量前所未有，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發展推動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情形前所未有。所有這些因素告訴我們，研究中國的發展機遇，不宜只考慮中國的情況，也要充分考慮別的國家的情況和發展可能。不僅要考慮原有的國際因素，還要考慮新的國際因素，新的合作發展的可能。 ^[18] 

第五，從歷史縱深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大變局的本質是指國際力量的對比變化，大變局的動力來自制度變革、生產力發展和綜合國力的提升，在根本上是由創新發展和先進生產力決定的。要深刻理解“大變局”的重大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還需要從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制度結構與產業結構、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內循環與外循環、對內開放與對外開放等多方面去理解，才能準確領會這個論斷的時代價值。 ^[18] 

第六，要不斷加深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論述的研究。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這個論述，雖然主要內涵和目的是針對中國的開放發展、國際關係、國際地位和國際作用等問題，實際上，這個論述還包括其他許多重要的相關內含。比如，我們可以把這句話中的“大變局”理解成體制大變局、機制大變局、創新大變局、戰略大變局、政策大變局、規則大變局等。也就是説，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論述，是一個嶄新的世界觀和發展觀，內含着多方面的重大理論和政策要素。 ^[18]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論斷的價值內涵，伴隨着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領導推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而不斷豐富拓展。一是在實踐中不斷豐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基本內涵。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範圍內的大流行已成為影響當代世界局勢發展的重要因素，推動“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人類“百年未有之大疫情”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相互交織，推動國際局勢發生更加深層次的變革。二是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所藴藏的機遇與挑戰的認識不斷深化。面對“變局”，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強調，必須“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要在“變”中堅守“不變”，堅定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保持戰略定力、堅定發展信心；在“變”中把握機遇，抓住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在“變”中迎接挑戰，強化底線思維、提高風險意識、危機意識，提升防範、應對重大風險與全球性挑戰的能力。三是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中國方案深入人心。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必須努力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是在科學把握當代世界局勢及其內在規律的基礎上，聚焦全人類共同利益的“良方”。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僅是世界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世界上任何一個想要得到永久發展的國家與民族的必然選擇。 ^[16] 

2017年至2021年上半年，學術界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已做出一定研究。總體上看，研究領域不斷拓展、研究層次不斷深化，學科化、專門化指向不斷增強，為未來進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

第一，宏觀研究多，微觀研究少。綜觀中國國內學術界有關“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研究可知，研究大多從國際關係、世界格局領域分析“百年未有大變局”之“變”，而未將“變”與具體學科領域相結合探討“變”對某一特定對象的影響。這也從側面體現出研究大多偏理論性，有針對性的實證研究成果較少。

第二，解構研究多，建構研究少。研究大多拋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帶來的影響，講明中國在“大變局”中需應對的問題，但在深層次原因基礎上挖掘解決方案較少，未能通過探討變化原因以定義未來走向。 ^[19] 

西方學術界、政界對中國的刻意誤讀一直沒有停止。中國的發展勢頭越是良好，西方國家污衊中國的步伐就越是加快。歸根結底，西方國家一味沉迷於國際權力分配，擔心失去自身優勢，擔心中國的崛起成為牽制其全球勢力的重要力量，於是將中國作為攻擊對象。因此，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研究仍有很大空間。首先，應充分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將中國發展與國際大趨勢相結合，不能就變局而言變局，着力體現出“變”對中國的意義。其次，應注重實證研究與專業化研究，增強研究的學術性與説服力，力求在有關“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研究中形成多元化格局。最後，應加強建構研究，在現有理論成果上積極開拓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變”的實踐研究，以期形成一定的預判，更好地適應未來發展環境。 ^[19] 

2021年12月，《咬文嚼字》編輯部發布2021年度十大流行語，“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入選。 ^[1] 

2021年12月30日，《中國新聞週刊》公佈2021年度十大熱詞，“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入選。 ^[2]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對國際格局巨大變遷和國內治理出現綜合難度的重大判斷。（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絲路學院副院長、特聘教授 王文） ^[20] 

近些年世界亂象叢生，而在經歷了2020年的新冠疫情之後，全球的不確定性又增加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可謂對當今國際局勢最好的概括。（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美國問題專家 金燦榮）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