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國權

申國權先生字恆民別名基俊，1896年（朝鮮高宗建陽元年）生於朝鮮李氏王朝首都漢城（今韓國首爾），是朝鮮貴族後裔。

青年會館中學畢業後來到中國上海，1915年考入南洋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前身）附中，1919年入南大電機科，直至1923年1月肄業，前後在校求學8年。

同窗之中有日後成為電機專家的鍾兆琳、朱物華，圖書館學家杜定友等。

他英語流利才智過人，身材高大健碩擅長足球、籃球等運動，一進校便以突出的體育才能嶄露頭角，深得時任校長唐文治的喜愛，唐因此資助他平日讀書及生活費用，鼓勵從事體育活動。

往後他在江南各大學中的運動場上叱吒風雲，田徑、足球、籃球、棒球、網球等樣樣精通，所創造的110米高欄的校記錄，數十年無人能夠撼動。

他還曾在華東六大學運動會上身兼數項，屢獲錦標並坐鎮中場，為校足球隊屢建奇功率領交大足球隊屢勝海上勁旅聖約翰大學，使交大足球名揚全國盛極一時。

1923年夏，還入選國家隊遠赴澳大利亞參加國際足球賽，他與交大足球健將李大星、李樹木一起被稱為“南洋三劍客”。

他還被選為南洋大學體育會會長、南洋青年會會長。

大概因為交大自南洋公學創辦起就素重體育，久負盛名，他的運動稟賦又特別突出，很為學校爭光，所以他被譽為“南洋君”，成為當時學生的偶像，其名頭一時無出其右。

離校時那屆同學舉行了一個頗為有趣的評獎活動以助興，他連中三元：個頭最高者、最佳運動家和最擅長用英文演講者。 ^[1] 

離開交大後，申國權先在上海南洋建築公司任工程師，不久回母校擔任體育教員、代理體育主任。1925年下半年留學美國歐伯林大學（Oberlin College），1927年同時獲得文學士、體育“得業士”兩張文憑。

畢業後受聘擔任延禧大學（今延世大學）體育主任2年，1929年時任東北大學校長的少帥張學良重金聘請他擔任體育科教授。

1930年，他放棄高薪工作接受時任校長黎照寰的聘請，任交通大學體育館主任兼體育訓練。

那時交大體育走的是普及運動路子，與外校的錦標比賽卻江河日下，田徑在江南八大學運動會上名列三甲之外，一度稱雄滬上多年的足球幾乎逢暨南必輸。

為此他上任後即施行普及運動與爭奪錦標並重的方針，一方面致力於組織各種校內聯賽，鼓勵人人蔘賽，把“老爺們”（戲稱那些高年級及不愛運動的學生）也吸引到運動場，以固根基。另一方面遴選優秀選手作為校際代表，一人身任田徑、足球、棒球、籃球等五、六個隊的教練，嚴加訓練，激發他們的鬥志和團體精神。

當成效初顯時九一八事變爆發國難當頭，交大學生同仇敵愾奔走呼號投入抗日運動，一時又冷落了體育。

1937年上海淪陷後，交大被迫在法租界暫借校舍辦學場地逼仄，連自修、做實驗的地方都沒有，更遑論運動。

申國權儘量利用空間和時間，商借合適的場所帶領學生鍛鍊，並勉勵同學在國家生死存亡之時，更應注意體格，以在需要時為國效力。

1942年法租界內的交大被汪偽接收，申國權毅然離開求學、工作了達20年之久的交大。

1932年7月30日14時30分，美國洛杉磯大運動場，第十屆夏季奧運會正式開幕。

此刻可容納十萬五千名觀眾的看台上座無虛席，兩千多名運動員全部就位開始逐次走向中央400米標準田徑場接受檢閲。

首次參加奧運會的中國代表隊，排在第八位上場。

當時有人從觀眾席上，遠遠地用相機攝下了這支僅6人的隊伍，在宏偉的運動場上顯得十分渺小：一名工作人員持國名牌作前導，參賽選手劉長春擎國旗走在前列，領隊沈嗣良緊隨其後，隨後是代表宋君復、劉雪松、申國權、託平。

和代表隊其他成員一樣，時任交大體育館主任的申國權本是受學校委派前往觀摩奧運會，卻意外地成為中國首次參加奧運會的成員而名垂中國奧運史。

1932年6月，他向交大校長黎照寰申請放洋赴美參觀奧運會，意在將世界性體育盛會的考察所得，用作發展交大體育的參考。

一心推行德、智、體“三育並重”施教方針的黎校長欣然同意，並慨然允諾由學校補助往來川資，赴美后的體育教務也由學校委託專人負責。

6月24日申國權偕同夫人孫美黎女士乘輪離開上海專程赴美參加奧運會，這比7月8日方才離滬赴美的劉長春一行要早半月，顯得很是從容。

7月11日，申氏夫婦抵達美國舊金山逗留一週後奔赴洛杉磯。

當時的《交大三日刊》報道了申氏離滬的情形，並預言“此行與中國體育前途頗有關係。”不想溢美之辭竟成現實！ ^[1]  擁有四萬萬龐大人口的中國，卻是當時選手最少的奧運代表隊。

然而這支飽受歐美人士嘲諷的代表隊以昂揚的步伐邁出了中華民族走向奧運的第一步，他們的名字應彪炳中國奧運史冊。

正如其時國人贊曰：“我國首次參加奧運會，實含無窮之意義。

願君用奮鬥精神，發揚於洛杉磯市運動場中，使中國國旗飄揚於世界各國之前，是乃無上光榮也。” ^[1] 

當距奧運會開幕僅餘2天，也即7月29日劉長春、宋君復抵達洛杉磯時，申國權夫婦與領隊沈嗣良以及華僑數百人，前往碼頭迎接場面十分壯觀感人。

申國權與其他代表可謂是異鄉熟客宋君復曾是東北大學體育科的同事，劉長春恰是該校體育科的高材生。

沈嗣良、託平兩人均是滬上體育界的圈內人士。

這也許成為申國權能夠列入代表隊成員的一個重要緣由吧！夏奧運期間（7月30日到8月14日）申國權親眼目睹了劉長春淚灑跑道，深切感受到了體育強盛與國家興亡的關係。

他時有書信寄回交大，告之比賽觀感和旅途見聞。

10月14日，申氏夫婦乘胡佛總統號輪船返回上海整個行程歷時近3個月。

10月17日星期一，在交大例行的孫中山紀念週中，申國權用英文向全校師生作了“世界運動會參加之感想與報告”的演説，講述第十屆奧運會的開幕盛況與比賽概況，評析其成功舉辦的諸多原因並發表了不少的感想。

他認為第一，美國實力超羣，取得了壓倒性勝利，這是和其經濟實力、對體育的投入及高額獎勵分不開的。

其二，非洲雖然經濟、文化落後，但黑人運動員極富體育才能，在本屆奧運會上建奇功者，不乏其人，遠勝於我國。

其三，世界女子體育進步驚人，可與我國男子相抗衡。

其四，日本體育迅速崛起，尤以游泳為拿手傑作，並體現出一種奧運精神，為各國人士所稱許。

由此他對我國的奧運前景深表憂慮最後引用現代奧林匹克創始人顧拜旦的話，大意是奧林匹克重要的不是獲勝，而是參與，希望大家努力體格的訓練，並請大家永記“Keep a Sound Soul a Clear Mind and Healthy Body（即保持健全的精神、清晰的頭腦和強壯的體魄）。

他的演説由土木系學生秦紹基譯述，刊登在《交大三日刊》（1932年10月19日）上，成為中國首次參加奧運會的代表隊成員一份彌足珍貴的文獻記載。 ^[1] 

申國權是一位積極投身韓國獨立運動的熱血志士，無論在交大就讀還是任職期間都以吉林穆稜（今為黑龍江省牡丹江市代管之縣級市）或上海為籍貫，以交大學生或教授的公開身份為掩護暗中參加了大韓民國臨時政府領導的獨立運動。

1915年入學後不久便參與組織成立了上海韓人留學生會，1924年聯合上海的韓國青年發起創立“上海韓國青年同盟會”。

他還長期作為獨立運動資金往來的一箇中轉者，從事了大量的反對日本殖民統治、爭取民族獨立的地下活動。

交大師生大都知曉其人其事，卻無一人向外方泄密，反稱其“南洋君”，説他的祖上是來自南洋羣島的華僑。

申國權投桃報李傾心體交大育教育十數年，為老交大人的人才培養作出了很多貢獻。

他還本着被壓迫民族人民血肉相連的情結，對交大師生的愛國反帝運動深表支持，當聞聽五卅烈士陳虞欽中槍住院後立即趕赴醫院，全夜守護直至烈士次日逝世。

之後以其親身經歷撰成《陳君受傷後情形》、《血衣狀況》，作為五卅血案第一手的控訴材料，申國權與交大師生共同譜寫了中韓兩國文化體育交流史、民族獨立運動史上的華章。 ^[1] 

1945年8月15日朝鮮半島光復，申國權被派在上海擔任韓國駐上海總領事。

返國後任韓國體育會副會長，1948年作為韓國體育代表團副團長參加倫敦奧運會為韓國體育運動作出了的貢獻，1954年到1962年任亞洲自然科學研究所理事長、1965年病逝享年70歲。 ^[1] 

《世界運動會參加之感想與報告》

《陳君受傷後情形》

《血衣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