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洞遺址

2004年，作為化石出土點，玉米洞遺址被發現。 ^[3] 

2011～2012年，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在玉米洞遺址試掘，發現部分石器後確認為舊石器時代遺址。 ^{[3]  [4]} 

2013年，經國家文物局批准啓動正式發掘。發掘工作歷時半年，布5米×5米探方4個，編號為T5～8，揭露面積約100平方米。此次發掘發現兩處用火遺蹟，出土石製品2837件、哺乳動物化石1518件，另有少量打製或局部磨製的骨、角、牙器。 ^[3] 

2015年10~12月，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古人類研究所對玉米洞遺址開展後續發掘工作，擬通過本次發掘獲得更加完整的地層剖面和更豐富的實物資料。此次發掘主要是2013年度發掘工作的延續，出土編號石製品378件、動物化石700件，還有一批未編號的碎骨，地層深度達6米，文化層劃分達到18層，一定程度上延伸了遺址的文化軸線，為進一步研究玉米洞遺址古動物、古環境及年代問題提供更多素材。 ^[4] 

玉米洞遺址地處長江三峽地區腹地、四川盆地東部邊緣，位於巫山山脈西端的山間溶蝕盆地——廟宇盆地南緣。地貌特徵明顯受大地構造和巖性的影響，碳酸鹽岩層分佈區岩溶發育，形成脊狀及台原狀岩溶地貌，砂岩、泥岩分佈區多形成低山和中低山，山溪、河流沿構造線方向發育，河流穿越碳酸鹽巖多形成峽谷，穿越砂岩、泥岩多形成寬坦河谷。玉米洞遺址位於廟宇盆地南緣峯叢地貌中的一座小山包，此山小地名為洞包，山體內洞穴發育。玉米洞即是山體內的主要洞穴之一，是喀斯特水平型溶洞，位於一個東西向槽谷的北緣，發育在三疊系嘉陵江組層狀石灰岩中。洞外為槽谷地貌，較開闊，現有大量農田及三處採石場。 ^[3] 

玉米洞遺址洞口高出槽谷底部約20米，海拔約1085米。洞口呈梯形，以水泥磚封閉，最長9.6米、最高3.3米。洞廳為斷裂發育並崩塌擴大的順直通道，西南-東北向，洞口向洞內呈緩坡內傾。距洞口約22米處的洞頂中央有一個直徑約3.4米的不規整圓形“天窗”，使洞室保持了良好的通風與採光，適宜人類居住。主洞廳平坦寬大，長約70米、寬12～20米、高1.5～7.5米，洞穴橫剖面基本呈三角形，支洞較發達，延伸深度超過100米，支洞洞室填充黏土和磨圓角礫。 ^[3] 

玉米洞遺址地層堆積整體由洞口向洞內微傾斜分佈，堆積物質為角礫和岩溶型砂質黏土，局部夾粉砂條帶。角礫絕大多數為石灰岩塊，含少量白雲石和鐘乳石斷塊。堆積成因主要為洞外水流帶入和洞內風化塌落，部分層位的角礫有一定程度的磨圓，其埋藏產狀顯示的方位與洞口一致，應為洞外之物隨季節性流水進入洞內堆積而成。地層中有平行節理面的巨厚型巖體塊，堆積層中長50釐米、寬30釐米的大塊角礫，以及白雲石、鐘乳石斷塊，應為洞頂或洞壁塌落之物。洞穴內各處地層分佈略有不同，有些地層僅在局部出現，整體地層堆積較厚，截至2013年11月發掘結束，發掘深度為6米，未到底部。劃分的15個文化層界限分明，疊壓關係極為清楚，各層均出土石製品和哺乳動物化石，是洞穴年代學和埋藏學研究的理想材料。部分地層堆積分選性差，角礫、化石和石製品稜脊清晰無磨蝕，不見流水搬運痕跡，應為原地埋藏。少量地層堆積有分選性，堆積鈣質膠結較硬，部分角礫、石製品和化石有明顯的流水搬運痕跡，應為從洞外或洞口短距離搬運至洞內後沉積。 ^[3] 

用火遺蹟，兩處。一處位於T6西部，疊壓於第2A層下，平面略呈不規整的圓形。距地表約0.8米、長0.4米、寬0.36米、厚0.01～0.03米。另一處位於T5北部，疊壓於第2A層下，形狀不規則。距地表1.07米、最大長0.9米、最大寬0.4米、厚0.01～0.03米。這兩處用火遺蹟均位於第2A層下，時代大體在舊石器時代晚期至新石器時代早期，遺蹟形狀不甚規則，邊緣界線也較為模糊，都是小面積的灰燼，堆積薄，含少量燒石、炭屑和燒土。用火遺蹟周圍沒有集中發現石製品和動物化石，堆積中也未見燒骨，初步推測這兩處為臨時性用火遺蹟，使用時間短，結構簡單，直接在地面上燃燒，是一種“低投入型”火塘的遺蹟。 ^[3] 

測年結果顯示，玉米洞遺址2012年發掘結果確定絕對年代為距今約40萬～8000年，屬地質時代的中更新世至全新世。根據哺乳動物化石組合判斷其相對年代為中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兩個年代結論基本吻合。玉米洞遺址的發掘未到底部，截至2015年，發掘的地層堆積深度超過6米，地層劃分也出了18層。

遺址洞外開闊，動植物資源豐富，洞室平坦，有自然“天窗”，採光、通風良好，是一處宜居的洞穴居址，反映了古人類的選址策略。遺址時代跨越舊石器時代早、中、晚期，堆積厚且地層連續，各層均出土文化遺存，表明了遺址利用時間長、程度深。多樣的遺蹟、遺物反映了當時人羣的活動內容包含工具修理、食物加工、休憩、娛樂等。因此，該遺址應為長期反覆利用的中心居址營地。 ^{[3]  [4]} 

原料和毛坯：玉米洞遺址出土石製品的原料種類單一，絕大部分為輕度變質的含硅質石灰岩，另有少量燧石，還有個別鐘乳石和赤鐵礦石。玉米洞遺址周邊只有石灰岩、砂岩和泥岩出露，製作石製品的優質原料只能遠距離搬運而來。遺址周邊和地層中有大量形態各異的天然片狀或塊狀毛坯，毛坯可無需剝片直接選取。石灰岩原料的質量、丰度和形態完全滿足石器製作需求。因此，使用石灰岩原料比遠距離搬運其他原料更經濟。燧石原料多為燧石結核，洞內無燧石結核出露，但洞穴西北方約400米處發現零星燧石結核。

尺寸和重量，根據最大直徑，玉米洞遺址出土的石製品劃分為五類：微型、小型、中型、大型和巨型。據此標準，石製品以大型和中型居多，分別為1546件和1131件，佔石製品總數的54.5%和39.9%；少量為巨型和小型，分別為90件和55件，佔3.2%和1.9%；微型石製品最少，為15件，為硅質岩斷塊和碎片，佔0.5%。石製品按重量由輕到重呈遞減趨勢，0～500克的1920件，佔石製品總數的67.7%；500～1000克的608件，佔21.4%；1000～2000克的272件，佔9.6%；還有少量大於2000克的超重型工具37件，佔1.3%。

玉米洞遺址石製品的剝片技術不發達，可分為摔碰法、錘擊法和砸擊法。摔碰法可能是主流的開料剝坯技術，應用廣泛，錘擊法技術及其產品發現較少，而砸擊法技術及其產品少，且為孤例。石製品的修理技術也較為簡便實用。一般來説，工具製作包括選擇毛坯、剝片、粗坯修形、修刃等工序。玉米洞遺址的石製品製作程序體現了高效便捷的策略，工序簡化，基本缺失剝坯工序。主要模式有兩種：一種有毛坯選擇、修形、修刃三個步驟；一種只有毛坯選擇、修刃兩個步驟。工具很少進行侵入性修理，多為“修邊器物”，直接選取適宜的毛坯修理刃緣，部分還修理出多個刃緣。打製技術以錘擊單向加工為主，雙刃工具中少量為錯向和對向加工，整體加工程度淺，對原坯改造幅度小，工具的定型更依賴於毛坯本身的形態。根據幾何形態，玉米洞遺址出土的石製品可分為16種模塊類型。

玉米洞遺址2013年出土石製品2837件。絕大多數為修理成形的工具，佔石製品總數的97.88%，石核、石片、斷塊和碎片、礫石，以及其他石製品較少。工具類型有刮削器、尖狀器、凹缺器、錐鑽、雕刻器、矛形器、手鎬、砍砸器、原手斧等。 ^[3] 

玉米洞遺址2013年出土的已編號的哺乳動物化石共1530件，其中牙齒405件、角20件、骨骼1105件。遺址動物化石的種屬大致分為大型哺乳動物和小型哺乳動物兩大類。大型哺乳動物分為長鼻目、奇蹄目、偶蹄目、食肉目四類。小型哺乳動物可分為齧齒目、食蟲目、翼手目三類。動物總體表現出典型的大熊貓-劍齒象動物羣特徵，動物羣組合具備更新世中晚期的時代特點，反映了當時西南腹地以熱帶、亞熱帶森林環境為主的生態景觀。動物種屬主要以食草類動物為主，伴有零星的食肉動物，一些大型動物如劍齒象、犀牛等以老、幼年個體為主。 ^[3] 

玉米洞遺址地層連續，各層均出土石器或哺乳動物化石，反映了這裏的人類活動從距今約40萬年前或更早延續到距今1萬年前後，證明了本地區古人類起源與演化的連續性。遺址石器工業特點突出，實質上同屬於克拉克技術模式1範疇的石器技術從早期到晚期一直占主導地位，凸顯了文化發展的繼承性和緩慢性，技術傳統一脈相承，又靈活適用，是適應環境及資源條件下的區域性獨立發展演化，為探討現代人多地區起源論和古人類連續演化的區域性多樣化模式及其動因提供了重要線索。玉米洞遺址代表的古人類受制於特定的環境資源條件，生態適應是其區域文化特點的主要成因，體現了中國古人類的綜合行為模式、中國遠古文化的本土特徵和人類的生存適應方式。 ^[2-3] 

2019年10月7日，玉米洞遺址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佈為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 

玉米洞遺址位於重慶市巫山縣廟宇鎮小營村七社。

自駕：自重慶市巫山縣廟宇鎮人民政府開車前往玉米洞遺址，路程約5.1千米，用時約14分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