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考證學

西漢司馬遷開始重視史料考訂，他對先秦史料中的百家雜語、異聞傳説進行了認真的考辨、整理，以親身訪問歷史遺蹟、採訪故老傳説相印證，並得出“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史記·伯夷列傳》）的論斷。其後王充、顏之推、顏師古、劉知幾等學者都重視對史料的考核。

兩宋史家重視考證更形成風氣，除司馬光《資治通鑑考異》詳考史書記載歧異、説明去取理由外，其他如葉適《習學紀言》、黃震《黃氏日抄》、王應麟《困學紀聞》、沈括《夢溪筆談》、洪邁《容齋隨筆》等書，都涉及考證史事及文字、版本真偽的內容。

清代歷史考證學成就尤高。清初顧炎武提倡經世之學，同時又精於考證，所著《日知錄》“每事必詳其始末，參以佐證，而後筆之於書，故引據浩繁而牴牾者少”（《四庫總目提要·子部·雜家類三》），閻若璩著《古文尚書疏證》，從諸多方面舉出128條證據確證《古文尚書》之為偽作，均被後來治史者奉為圭臬。至乾嘉時期，考證之風達到極盛，學者們紛紛致力於窄而深的研究，形成了實事求是、無證不信、廣參互證、追根求源的嚴密考證方法。

乾嘉學者考史範圍甚廣，涉及大量古代史事和名物制度的考訂訓詁以及版本、文字錯訛的辨證等，為後人閲讀古書掃除了障礙。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趙翼《廿二史札記》為乾嘉考史三大名著，各具特色，影響至大。20世紀初以後，學者們繼承了乾嘉嚴密考證的傳統，充分利用甲骨文、漢晉木簡、敦煌文書等新史料，並接受近代西方學者審查、批判史料和考證方法的影響，集中西曆史考證方法之所長，形成了新歷史考證學派，取得了卓著的成就，代表人物有王國維、陳寅恪、陳垣、胡適、顧頡剛、傅斯年等。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