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祿表微

王船山之論趙高，其略曰：“高用秦之勢，以毒天下。關東兵起，天下必以為高之身與秦同為齏粉矣。乃高方謀與羣盜和，約弒二世以共分秦地。於是小人有無方之惡，有時而不喻於利，而君子防維之術窮矣。”夫豈獨趙高然哉，觀之榮祿而益信矣。榮祿用滿洲之勢、太后之信以流毒天下，與趙高同；時窮勢蹙，乃不恤棄滿洲、訐太后以求自免，亦與趙高同。惟趙高伏子嬰之誅，而榮祿得享富貴以沒世。豈天相神（洲）〔州〕，不一其例耶？按：榮祿十年以前，無所表見於天下。自甲午以後，乃以一身系全世界之動靜。戊戌、庚子二事，均以榮祿為謀主，榮祿之公忠亮達、才識宏深，亦於此時見之。蓋所謂“公忠”者，非公忠於本朝，乃公忠於外國；所謂“宏深”者，非宏深於壯猷，乃宏深於奸計，洵為中外所未及知矣。溯戊戌四月□□日，恭忠親王薨逝；二十三日，下詔維新；二十五日，召見康有為等；二十七日，榮祿出鎮北洋，同日，逐翁同龢。事機之來，間不容髮，識者憂之。八月初一日，聶士成勸榮祿用兵自衞，初三日自以一萬五千人至河東陳焉。事後聶不得賞，怨望，大言曰“此次功勞都是我的，而天下以為某某，可恨極”云云，於是論者始知此事。初五日，康有為出都，即日附汽船南下。初六日晨，捕康有為於南海館，不得，始知其去。電飭榮祿捕之，榮祿日中得電， 而不言。至初七日中，始命直隸候補道某甲，往（唐）〔塘〕沽捕焉。不命之見，不予之以札，不予之以兵，不予以專車。某甲至晚始得達（唐）〔塘〕沽，而康有為之去遠矣。明日去天津謁榮祿，榮祿甚喜，曰：“我令爾去者，正以天下事未可知，別人不解此意。一認真辦，反生枝節故耳。”初十日晚，梁啓超自天津潛行，將之（唐）〔塘〕沽，為偵探隊所覺，奔告榮祿，而誤為康有為。時榮祿已卸北洋大臣任，將入都矣。然特鄭重其事，先派小兵船追之，而後使聶士成與招商局總辦某、電報局總辦某、親軍隊統帶某，暨天津之現任各地方官同追之，大索於塘沽。夫榮祿與康有為為仇宜也，而初六日何以故縱之？既縱矣，何以初十日又嚴索之？一人一事，數日之間，前後三變，何哉？蓋其所謂天下事未可知者，乃初六、初七日，時訓政之遂不遂，未可知也。太后而果訓政，榮祿為元勳；太后而不果訓政，則榮祿有放康有為之德，可以自解於皇上，故其緩捕如彼。至初十日，則太后之訓政定矣，不必兼顧皇上矣，故其急捕又如此。又緩捕之事蹤跡昭然，難於掩覆，乃遍告人曰：某甲是小人，是最靠不住者，是最會説誑者。蓋欲人人以某甲為無賴，聞其言而不信也，而某甲遂用是偃蹇以終雲。

己亥立嗣，用以嘗試中外之人心，榮祿實主其謀。當某地電諫時，榮祿大怒，欲駢誅之。某公爭之力，榮祿大言曰：“我與皇上勢不兩立，豈爾等尚不知乎？”然榮素性機警深阻，不為暴舉。旋自省悟，不復窮治，而其志益堅，乃嗾煽載漪等曰：“欲固大阿哥之位，必殲帝黨而後可；欲殲帝黨，必盡逐外人，閉關自守而後可。”端邸蠢愚，奉為至計。而榮意實明知外人斷不能逐，實將俟其兵連禍結，窮蹙無歸，乃以排外之名歸之皇上而廢之，歸之慶王而殺之；再厚許外人以利權，和議不患不成。然後卧榻之側，無復他人，太后以垂暮之年，孤寄於上，方且惟己之是賴，而後己可壟斷富貴。故同時與使館通饋問，以漸為結束之地；同時電告劉、張，以取信於東南；同時嗾袁昶保己剿匪，以己不與端、剛同黨之意示天下。昶與有素，因以識榮，而榮之秘計，昶不知也。榮既諷昶上疏，因而擠之於死。蓋一則使太后信己之助匪，二則知袁疏之必傳，而可為己不助匪之鐵案也。試本此意以讀此疏，其情如繪矣。隱微之際，天下至今有疑辭焉。不意團匪榛狉如鹿豕，一縱之後，不可復止，此榮祿之失算也。西遷以後，知初計之斷不能售，而己且几几列為罪魁，於是鋌而走險，愈出愈奇，使其徒黨造作蜚書，名曰“庚子傳信錄”。託諸新黨之口，書中之旨則謂，匪亂之禍，太后主之，榮祿屢爭而不得。蓋欲歸過太后以自脱免，其書俱在，可復案也。洎乎迴鑾，大逆之志，晚而益迫，知世界之強權在外人，乃一意媚外，讓之以萬事之利權，以求免其一事之干預。所營既廣，費用轉多，於是賣國有價、賣省有價、賣府有價、賣縣有價。不肖之徒，輦金如山，絡繹旁午，以如其門。宰相如此，庶官化之，明目張膽，細大不捐。自古以來，政以賄成，又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及其將死，知賠款之禍致怨至深，而又斷無停理，乃於遺折特言之。己居美名，而以其禍嫁於各督撫。至言印花税，則並其素所依賴之，而亦買之矣。有言“自古以來亂臣賊子，未有如莽之甚者也”，以榮較莽，禍且十倍。君子以為天生此人，蓋有故也。 ^[1]  【注】：以上為原文部分內容。

夏曾佑（1863—1924），字穗卿，號碎佛，浙江錢塘（今杭州）人。近代學者、詩人、政論家和思想家。1890年考中進士，旋授禮部主事。1894年前後，結識梁啓超、康有為、譚嗣同等維新人士，積極參與維新變法活動。1897年與嚴復、王修植等在天津創辦《國聞報》。1899年，任安徽祁門知縣。1902年卸任後寓居上海，1903年至1905年，任《中外日報》主筆，並致力於編撰《最新中學教科書中國歷史》一書。1906年，隨出洋五大臣赴日本考察憲政，歸國後發表《刊印憲政初綱緣起》，後任學部二等諮議官。中華民國成立後，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和京師圖書館館長等職。編者簡介楊琥，1965年生，甘肅通渭人。歷史學博士，先後就讀於西北師範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現為北京大學校史館副研究員。主要研究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選編有《憲政救國之夢：張耀曾先生文存》（2004）、《歷史記憶與歷史解釋：民國名人談五四》（2011）、《夏曾佑集》（2011）等書；參與編注《李大釗全集》（2006、2013）。另在《歷史研究》、《中國學術》、《北京大學學報》、《近代史研究》等刊物發表論文若干篇。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