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興中

李興中自幼目睹大沽炮台毀敗遺蹟，深感國弱必受辱，立志長大了從軍習武，為國雪恥。

1912年進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他滿懷為國雪恥之志，學習勤奮刻苦，成績優異。1914年畢業後，被分配到段祺瑞部隊任連長、營長。因不滿袁世凱的內外政策，憤然辭職，慕名參加了馮玉祥將軍的部隊。從事軍官訓練並任教於北京南苑學兵團、張家口軍校。

1924年10月北京政變時，他任京畿警備司令鹿鍾麟的參謀長，積極參與囚禁曹錕、驅逐溥儀出宮等行動。

1926年春隨馮玉祥赴蘇聯參觀考察。回國後馮玉祥召集舊部成立了國民軍聯軍。馮玉祥任總司令，鹿鍾麟任參謀長，李興中任參謀處長。馮玉祥接受了共產黨人李大釗“固甘援陝，連晉圖豫”的八字方略，在五原誓師，揮師西進，馳援西安，打跑了北洋軍閥劉鎮華，在戰略上策應了國民革命軍北伐。

之後，李興中又擔任了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政治部部長、洛陽各級軍校總監督、總司令部訓練副監等職。1930年中原大戰時任馮玉祥的參謀長，同年10月任汾陽西北軍官學校校長。

1932年曾給軍校《同學錄》題詞：“國亡種滅，即在目前，願各同志永遠站在統一革命戰線上，精誠團結，奮鬥到底!”軍校學員中中共黨員甚多，成為以後抗日同盟軍的骨幹力量。

1933年5月26日，馮玉祥在張家口通電全國，組建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此前，李作為馮的代表，多次與中共及香港、 兩廣反蔣抗日力量聯絡，6月，李興中當選為同盟軍軍委委員。

抗日同盟軍總司令馮玉祥，任命吉鴻昌為北路前敵總指揮，方振武為北路前敵總司令，揮師北上，抗擊日寇。北路軍連克康保、寶昌、沽源三縣後，又兵分三路，進攻察北重鎮多倫。激戰五晝夜，攻克多倫。抗日同盟軍的輝煌戰果，極大地振奮了全國人民的抗日熱情。但是蔣介石則氣急敗壞，連電催逼馮玉祥將軍下台，並調動龐炳勳、關麟徵等部16個師計15萬人，進入察哈爾，企圖消滅抗日同盟軍。在此嚴重形勢下，馮玉祥將軍被迫下野，察哈爾抗日失敗。李興中將軍含着滿腔的悲憤，回到北平，在家賦閒。

在家賦閒的李興中將軍，經于右任先生推薦，楊虎城將軍邀請，於1934年擔任了十七路軍參謀長。

1936年5月，李中興任陸軍中將。西安事變爆發前夕，11日晚9時許，楊虎城派車將趙壽山接到新城。又派王菊人把孫蔚如、李興中接到新城。楊虎城向他們説明後當即指示趙壽山和李興中擬定一個解決西安蔣系反動武裝的計劃。趙壽山又叫上孔從周到李興中辦公室，三人共同迅速擬定了行動計劃。向楊虎城彙報後，楊完全同意，當即任命孫蔚如為西安戒嚴司令，任命趙壽山為十七路軍西安軍事行動總指揮，負責解決西安蔣系反動武裝，扣押國民黨軍政大員。

12月12日蔣介石由臨潼解回西安被扣於新城綏署大樓。當晚李興中接到一封要求他救蔣脱險的匿名信，內雲：“委座蒙難，關係國家存亡，希望你運籌帷幄，營救委座出險，以建千載不朽之奇功。”李興中立刻感到事關重大，馬上把信交給了張、楊兩將軍，並建議：新城內人員複雜，極不安全，將蔣火速轉移到安全之地。張、楊隨將蔣轉移到東北軍住地高桂滋公館，避免了不測事件的發生。

就在蔣介石還在西安的時候，李興中將軍發表了一個廣播講話。這篇講話，把矛頭直指蔣介石，尖鋭地批判了蔣介石的“抗日準備論”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國策。

在批判蔣介石的“抗日準備論”時，李興中説：有許多人誤信了不抵抗主義者的假宣傳，以為中國現在的物力不充，械彈不足，不如埋頭建設，等準備好了再抗日。這是一種滑稽的欺人笑話。他深刻地指出：“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之下，經濟受人操縱，工業遭人破壞，原料土地被人掠取的情況下，我建設一步，人建設十步；我建設一分，人搶奪二分；今日先失一土地，明日喪一主權，不等我建設成功，已經被人宰割殆盡了，你還拿什麼抗日呢？恐怕埋頭建設的結果，只有埋頭等死，等作亡國奴而已！”他大聲疾呼：“敵人的刀斧已經架在我們頭上，只有不顧一切地拼命抵抗，才能在死中求生，決不能再等待了。”

在批判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國策時，李興中説：“現在所謂的“攘外必先安內”，這完全是一種私心的錯誤。“他不是以抗日為標準，而是以服從個人為標準。他所不安的，正好完全是一些有抗日意志的地方實力和熱情青年以及團體組織。他的意志是恐怕這些抗日力量的發展威脅到他的獨裁統治，所以就先用飛機大炮、手槍大刀來對這些軍隊以及個人分子或團體，加以殘酷無度的殺戮與搜捕，以為這樣就可以安內，殊不知結果恰得其反。”“所以，現在我們所希望的，只有作領袖的打破這樣私心，覺悟這種幻夢，將個人的威脅置於度外，而完全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上，以全國全民族所希望的抗日戰爭，來統一全國的行動，以政治和平的方法來解決國內政見的糾紛。”

12月24日，中共中央機關報延安《解放日報》全文發表了《李興中廣播救亡意見》。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十七路軍縮編為以孫蔚如為軍長的第三十八軍，楊虎城舉薦李興中為該軍第一七七師師長。第一七七師系原十七路軍直屬部隊和第十七師之一部組成，各級官佐多是中共黨員。

西安事變後的李興中將軍，面對蔣介石的背信棄義，瘋狂報復，滿腔悲憤。他的書法頗佳，常為求字者書寫的不是“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就是“驅逐日寇，還我河山”，憂國之情躍然筆端。

1937年七七抗戰爆發。李興中令第一七七師第五二九旅於9月1日離開三原赴河北參戰。10月又馳援忻口，血戰半月。

第二戰區前敵總指揮衞立煌多次給李興中來電，讚譽第五二九旅為“雄師”。此後，李興中率第一七七師（欠五二九旅）駐合陽至潼關一線，指揮所部並配合地方民主抗日力量固守河防。

1938年初，派游擊隊過河襲擾日軍。胡宗南視察河防時，曾許諾增派一師兵力歸李興中指揮，李興中知其“意在沛公”，斷然拒絕。第四十六軍樊松甫亦派視察組到合陽，其組長認為學習八路軍打游擊是“遊而不擊、追時髦、趕摩登”。李興中當即反駁：要學人之長，補己之短，國共合作，全面抗戰，不能包辦抗戰。此間，李興中還命令印發中共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供部隊學習。

5月3日，李興中率第一七七師主力東渡黃河主動出擊日軍，首戰永濟張營鎮告捷。繼而血戰吳王渡，攻取猗氏（今屬臨猗）、安邑（今屬運城）、聞喜及圍攻運城，收復晉南三角地帶13縣。

在戰場繳獲的日軍文件中稱：“偵悉張營之戰，支那軍一七七師系楊虎城部”，該師“驍勇善戰，不可輕敵”。

晉南戰役期間，李興中因高燒喉腫，經上級批准回西安就醫旬日。返前線前曾到七賢莊拜見中共代表林伯渠。6月，第三十八軍擴編為第三十一軍團， 同年11月又改編為第四集團軍，下轄第三十八軍和第九十六軍。李興中於6月21日被任命為第九十六軍軍長，次年1月21日正式就任。8月，率部參加著名的中條山保衞戰，固守中條山西部防線。至1940年10月奉命換防，參與了芮城、風伯峪、二十里嶺、玉泉寺、蒼陵峪、大小南溝和“六六”、“四一七”等戰役，與趙壽山的第三十八軍共同殲敵兩萬以上。日軍畏中條山，喻其為“盲腸”。

1940年8月，八路軍發動百團大戰，李指揮第九十六軍策應配合，派兩個加強團出擊臨晉（今屬臨猗）、猗氏以南，虞鄉（今屬永濟）、解縣（今屬運城）以北地區，派一個加強營夜襲虞鄉車站，破壞日軍鐵路、公路交通線。

戰後，李興中高度評價百團大戰，熱情讚揚八路軍，還命令印發毛澤東《論持久戰》，供官兵學習。

1941年初，第九十六軍佈防洛陽、偃師一帶。洛陽以北的黃河鐵橋渡口，是豫北通往太行山區的交通要道，八路軍人員來往不斷，李令渡口守備部隊盡力予以方便。

皖南事變發生後，李沉痛地説：“公道自在人心，是非自有定論，皖南事變只能使親者痛、仇者快。”

由於長期作戰，加之國民黨內的造謠中傷，李興中回西安養病，並有隱退之意。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孫蔚如認為，李興中若去職，其空缺必被中央系替補，故寫信派專人急送，敦請李興中速返前線指揮。

李興中看信後權衡去留利害，最後決定速返前線。不久，孫蔚如的女兒嫁給李興中的兒子，孫、李結為親家。

1943年7月，李興中升任第四集團軍副總司令。在1944年5月的豫中會戰和1945年3月的豫西鄂北會戰中，在第一、第五兩個戰區的統一部署下，率第九十六軍與友鄰部隊一起，給日軍以重大殺傷。豫西鄂北會戰結束後，1945年7月，李興中再升第四集團軍總司令，但蔣介石卻將第九十六軍併入第三十八軍，實權落在第三十八軍新任軍長張耀明手中。繼趙壽山、孫蔚如之後，李興中也被架空。

抗日戰爭勝利後，蔣介石積極準備內戰，李興中為此而沉悶、煩躁、憤慨。

1945年冬，第三十八軍脱離第四集團軍指揮，李興中的兵權被剝奪殆盡。

1946年春，李興中在河南淇縣車站會見劉伯承。之後，李興中的下屬曾建議待機應變。李興中認為想法不錯，但因掌握不了部隊而猶豫，以致錯失良機。同年5月，孔從洲率整編第三十八師第五十五旅於河南鞏縣起義受挫，李興中派人護送孔從洲北渡黃河去河北邯鄲，並對孔以前駐豫北小集時未能起義表示惋惜。

1947年初，第四集團軍總部被撤。蔣介石給李興中發電雲：將來全國設若干戰區，定以司令長官委任之。李興中對蔣已不抱任何幻想，曾感慨地對下屬講：咱們寧可給蔣介石送葬，千萬不能跟着他殉葬。

稍後，陳誠約見李興中於南京。李興中説：中國人打中國人的事情我絕對不幹了。遂即卸軍職去上海，經于右任提名任監察院監察委員，以此名義從事民主活動，曾化名李石父，與褚輔成等在《大公報》發表反內戰、反獨裁、爭和平、爭民主的聲明。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李興中奉召進京，受到毛澤東、周恩來接見。不久，即受命出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員、交通廳廳長。他不顧年老體弱，經常深入基層，受到周恩來的讚揚。他還擔任政協河北省第一、二屆委員會副主席，民革中央委員、民革河北省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1962年7月24日因病在北京去世。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