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耘山

1979年2月17日， 我國發起對越自衞反擊戰，我軍先後從廣西和雲南出動9個軍、33個師、22.5萬官兵參戰。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蹟令人肅然起敬。然而，已經故去的毛澤東定然無法知道他的親人，帶領一個營參戰的驚心動魄內情。

在對越自衞反擊戰當年，毛澤東的子女毛岸青、李敏、李訥不可能上戰場；毛澤覃和賀怡所生的毛楚成（現名賀麓成），上海交大畢業後一直從事導彈科研工作，不可能參加戰爭。唯有毛澤民的女兒毛遠志和曹全夫的兒子曹耘山還在部隊。

1959年8月29日，是曹耘山一生中最難忘的日子。

那天下午，曹耘山的母親毛遠志和父親曹全夫 ^[3]  ，帶着他和妹妹曹立亞來到中南海春藕齋。毛遠志讓兩個孩子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從頭到腳精心地收拾了一番。“直到進入豐澤園頤年堂，曹耘山才知道，原來他們要參加李敏姨媽的婚禮，主持婚禮的正是他們心中的偉大領袖毛主席。

那天，毛主席很高興，談笑風生，用家鄉話與毛遠志聊天。婚禮結束前，主席招呼大家一起合影，曹耘山和妹妹曹立亞緊靠在他的身前。曹耘山站得筆直，就像是主席身邊的一名小衞兵。後來聽李敏姨媽説，那天參加婚禮的客人是由她和姨父孔令華提名，毛主席定下來的。主席特別關照她“澤民二叔的女兒、你們的遠志姐姐，是一定要請的。”那時，曹耘山還是一個頑皮的小男孩，懵懵懂懂的，只知道母親姓毛，是湖南韶山人，可能是毛主席的什麼親戚。

毛遠志，1923年5月5日出生在韶山沖，她是毛澤東大弟毛澤民與第一夫人王淑蘭所生的女兒，也是毛澤東的親侄女。

1929年夏，王淑蘭不幸被捕，毛遠志也隨母親被關押在長沙陸軍監獄。1938年初，毛遠志在八路軍駐長沙辦事處的護送下，歷盡艱辛才輾轉來到革命聖地延安，見到了伯父毛澤東。1945年10月，毛遠志和曹全夫結婚，毛澤東考慮到毛遠志和曹全夫都已經入黨多年，又是在中央軍委二局工作的年輕幹部，才將1943年盛世才殺害她父親的消息告訴他們。 全國解放後，毛遠志先後在江西省婦聯、中南軍區司令部、中央組織部交通幹部處、中央工業交通工作部幹部處、中央組織部工作。

曹全夫，1921年2月出生山東省安丘縣東關。1938年參加革命，同年入黨。建國後，曾任中央軍委辦公廳朱德總司令處參謀、軍事秘書，中央辦公廳“五七”幹校（江西進賢縣）第一任校長兼黨委書記，中共中央辦公廳信訪局副局長。1955年授予大校軍銜，1984年離休。

曹全夫和毛遠志育有三子一女，曹耘山是他們的小兒子，1949年出生北京。

1965年，曹耘山初中畢業報考空軍飛行員時，才得知自己的外公是毛澤東的親弟弟毛澤民。當時，曹耘山的父親曹全夫，鄭重地為曹耘山填寫政審表，表上清晰地寫着——“外祖父，毛澤民，中共黨員，1943年9月27日在新疆犧牲；外祖母，王淑蘭，中共黨員，1964年7月6日在湖南病逝。”曹耘山得知了自己的詳細家庭情況，心中有了莫名的壓力和使命感，覺得自己要更加發憤圖強，不能給家庭抹黑。同時，曹耘山對於外公毛澤民經歷也越發好奇。

然而，這年空軍飛行學院招收空軍飛行員，卻與曹耘山擦肩而過。他還得繼續上學，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大學停止招生。1968年，曹耘山自然沒有考大學的機會。還在給朱德擔任軍事秘書的曹全夫，覺得應該讓兒子到部隊去鍛鍊。

1968年，曹耘山應徵入伍了，曹全夫將兒子安排到廣州軍區野戰軍的步兵連隊鍛鍊。經歷了從戰士到班、排、連、營各個軍階，參加過軍隊“支左”、圍湖墾荒、戰備施工、軍事集訓、野營拉練、戰備值班等諸項軍事行動。

1978年12月8日中央軍委下達了對越自衞還擊作戰的決定和命令。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鄧小平任命東線廣西邊防部隊總指揮為廣州軍區司令員許世友上將，以第41軍、第42軍、第43軍、第54軍、第55軍和第50軍（缺149師）為東線兵團，由許世友指揮，從廣西方向出擊；東線廣西邊防部隊總指揮許世友，首先頒佈“不前者，殺。臨陣怯逃者，殺。延誤戰機者，殺。投敵叛變者，殺……”的《十殺令》軍規。

1979年2月14日，中央軍委關於全軍部隊進入一級戰備的命令傳達到全軍士兵。部隊戰前動員後，曹耘山帶領的一個營已經集結在中越邊界前沿陣地，進入一級戰備警戒。

1979年2月17日即農曆己未年正月二十一日凌晨4時半，集結在中越邊境上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以9個軍22.5萬兵力，從廣西、雲南兩個方向中越兩國延綿500公里的邊界線上，中國雲南、廣西邊防部隊萬炮齊發，對越南6個省11個縣發起進攻。17、18日，我軍地面戰爭推進，後勤救護保障不足，加之文革軍隊缺乏軍事訓練，我軍傷亡較大，戰爭的殘酷性，包括高級指揮員都始料不足。2月25日，戰爭推進到涼山，越軍死守，成為膠着狀態，1979年3月4日，諒山被我軍攻克。1979年3月5日，中國宣佈已達到目的，開始自越撤軍。1979年3月16日，中國宣佈完成撤軍行動，戰爭結束。

對越自衞反擊戰結束後，曹耘山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説：“一生中我最痛苦的不是打仗，一生中最痛苦的是我打仗前,也就是2月14日，全軍部隊進入一級戰備的命令傳達到全軍士兵的那段時間，非常痛苦，真的。你要上戰場了，那時候是1979年，我們打倒了‘四人幫’，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完了，國家已經向好的方面變化了，我自己也剛結婚，老婆有孩子了，誰想死?可是，你是軍人，我就要上戰場了，隨時都要準備死。

曹耘山向記者回憶了當時的場景：“每個人戰前都要把自己的東西整理好，有的還有幾毛錢，還有幾斤糧票什麼的都要存下來，打成一個包，包上寫上你自己家的地址，收件人名字，如果你犧牲了回不來，這就是你的遺物，組織上就把你的這些遺物送到你的家裏去。你知道，每個人在打這個包的時候，這是很痛苦的事情。” “我營當時一個機槍連的排長，他就給他老婆留言：‘老婆，當你看到這封信的時候，我已經不在了。’其中還講了很多，最後一句話：‘老婆，你還年輕，改嫁吧，你在找一個人，但是有一條，我們那個孩子還得姓廖。’我們戰士打仗前都是這樣的。我這個營犧牲了33個幹部戰士，包括一個連長。我們這個連長跟我同是1949年出生的，同一年當兵，我們打到了高平外圍，當時越軍把他們用來打飛機的三七高射機槍，放下來平射，打過來就像是一個火球，這個連長蹬在一個土坡旁邊觀察，他的警衞員一把想拉下他，説很危險，你看那邊的火球，一個一個地打過來，連長一腳把警衞員踹開説‘部隊在前面打仗呢。我還能趴在溝裏，我要看他們已經到哪裏了。’話音未完，這位連長剛一冒頭，腦袋被削掉了，就這樣犧牲了。這個連長犧牲前已經有一個兒子，老婆肚子裏還懷了一個，後來生下來是一個女兒。”曹耘山説。

曹耘山告訴記者：“戰爭就是這樣一個東西，既要我們中華兒女去保家衞國，去努力奮鬥，但戰爭需要流血犧牲的。”

1983年秋天，曹耘山從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高級指揮參謀班畢業，然後回到部隊某部擔任參謀長。1988年轉業到地方。

曹耘山是革命先烈毛澤民的外孫，他的母親是毛澤民的女兒毛遠志。曹耘山介紹説：“毛主席的家教是不讓自己的親屬搞特殊。” 因此，毛遠志生前一向為人低調，隱姓埋名，對外交往時，自稱“阮志”。在兒女面前，她很少談論毛家的事情。但毛遠志一直忘不了自己的父親毛澤民，歷時20多年，行程幾萬公里，兩代人一直在努力尋找先輩們的紅色足跡。從湖南韶山、安源路礦、中央蘇區，到陝北、新疆，直至毛澤民1939年至1940年間，曾在蘇聯學習治病8個月，留下多達10萬字的檔案資料。蒐集、整理了大量歷史文獻和檔案資料，毛澤東與兄弟間鮮為人知的故事也隨之被揭開。

曹耘山給記者講了長征路上毛澤民經營着世界金融史上最奇特的央行扁擔銀行，併成功發行紙幣的傳奇經歷。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被迫走上長征之路。毛澤民率領的中央縱隊第15大隊，扁擔裏挑着中央紅軍的全部家當金子、銀元和部分紙幣。

紅軍到達遵義後，戰士們急需休整，購買物品。可他們手裏只有少量不能在當地流通的紅軍票。此時，紅軍從軍閥手中繳獲了一批鹽。鹽在當地是緊俏商品，軍閥們一直抬高鹽價盤剝百姓。紅軍決定向老百姓平價出售這批鹽，惟一的條件就是要用紅軍票才能購買。這樣一來，老百姓就要用銀元兑換紅軍票或賣給紅軍商品來換取紅軍票。這使得紅軍票有了信用，成了能夠流通的紙幣。部隊用紅軍票買了很多急需物資。曹耘山説：“發行紙幣不是金本位，就是銀本位，毛澤民卻以急缺物資作為本位制。如今看來也是一大創舉。”

隨着時局的發展，中央認為不能把遵義作為根據地。紅軍票發行12天后，紅軍決定轉移。當時，老百姓手中握着許多紅軍票。共產黨當然不能一走了之，讓百姓蒙受損失。他們在城中設立了許多兑換點，限時三天讓百姓把手中的紅軍票兑換成銀元。“短短12天，紅軍票完成了紙幣從發行、流通、兑換到回籠的整個過程。它不但代表了紅軍票的信譽，更樹立了共產黨在當地百姓心中的形象。”曹耘山説。

如今曹耘山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到前輩的尋蹤和史料研究中，從湖南韶山、安源路礦、中央蘇區，到陝北、新疆，這條毛澤民的革命之路他前前後後走了不下3遍，在行走的過程中，他歷經過艱辛磨難，但更多的是興奮和喜悦。對他而言，任何一個新的線索都是不容放過的“線頭”，説不定它就會牽出個千尺彩練，他蒐集整理了大量歷史文獻和檔案資料，在此基礎上撰寫了《尋蹤毛澤民》、《革命與愛：共產國際檔案最新解秘毛澤東毛澤民兄弟關係》兩部書，並拍攝了4集文獻紀錄片《毛澤民 ^[2]  》。

先後撰寫了《尋蹤毛澤民》、《革命與愛：共產國際檔案最新解秘毛澤東毛澤民兄弟關係》兩部書，並拍攝了4集文獻紀錄片《毛澤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