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眾文學

大眾文學和“純文學”相對應，在商品經濟流通過程中，側重於追求羣眾趣味，注意消遣性和娛樂性。現代題材小説、傳奇小説、劍俠小説、冒險小説、偵探小説、打鬥小説、政治小説、言情小説、推理小説、科學幻想小説等，在廣義上都可以列為大眾文學。大眾文學中具有積極社會意義的創作和“純文學”往往沒有嚴格的區別，被稱為大眾文學的作家，也往往是“純文學”的作家。大眾文學中消極的、庸俗的創作，常常以情節驚險、離奇、打鬥和黃色取悦讀者。大眾文學淵源於日本古典的通俗文學。明治維新後近代文學中的講談讀物（説評書），具有大眾文學的傾向。日本翻譯歐洲的偵探小説和江户題材的小説，也為後起的大眾文學作了準備。但是，大眾文學並不是傳統文學的繼續，它是現代資本主義的產物。

20年代初期，隨着報紙、刊物、出版、廣播等宣傳工具的急速發展，以及經濟蕭條的不斷襲擊，一種大量傾銷的商品形式的文學快速發展起來。

1925年講談社出版的《國王》雜誌，刊載以大眾娛樂為目的的小説，發行量達到七、八十萬份的空前紀錄。同年《大眾文藝》雜誌創刊。

1927年平凡社發行《現代大眾文學全集》。當時日本主要報紙發行量已經突破100萬份，為連載大眾小説提供了最好的園地。從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中期，是大眾文學的勃興階段。大眾文學作家一方面運用歐洲現代文學的表現手法，一方面着力於寫現代題材和傳奇題材，使這種新興的文學飛速地擴大了市場。白井喬二(1889～)於1924至1927年在《報知新聞》上發表他的描寫日本兩大封建貴族70年間奸智鬥爭的連載小説《富士黑影》，風靡一時。中裏介山（1885～1944）自1919年起發表的歷史題材的傳奇小説《大菩薩嶺》，在報紙上連載23年。大佛次郎(1897～1973)的新聞小説《晴天陰天》1926年在《大阪朝日新聞》連載。

1927年在《東京日日新聞》連載他的傳奇小説《赤穗浪士》，以歐洲文學的技巧，擴大了大眾文學的範圍。吉川英治(1892～1962)也把歐洲現代文學的技巧，運用於傳奇小説的創作，產生了結構龐大、情節曲折的長篇小説。

1926年在《大阪每日新聞》連載的《鳴門秘帖》，描繪劍術傳奇故事，贏得了市場。長谷川伸和子母澤寬合寫的以賭徒、流浪漢為題材的小説，也在20年代後期流行起來。江户川亂步、小酒井不木等還開拓了日本偵探小説的道路。菊池寬、久米正雄、吉屋信子、中村武羅夫、加藤武雄等，在20年代中期先後由純文學走向通俗文學創作的道路。他們以當時發行量很大的報刊為陣地，發表現代題材的小説。菊池寬繼《珍珠夫人》之後，以《新珠》、《再和我接個吻》、《紅天鵝》、《結婚二重奏》、《貞操問答》等言情小説，成為流行的大眾文學作家。在日本法西斯日益猖獗時，大眾文學也出現了呼應軍國主義的傾向。編輯出身的大眾小説家直木三十五期(1891～1934)於1932年發表《法西斯宣言》，並在報上連載《日本的戰慄》，公然支持法西斯。

1937年侵華戰爭和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大眾文學的軍國主義色彩日趨濃重，一部分作家充當軍隊報道員。吉川英治於1935至1939年在《朝日新聞》上連載的小説《宮本武藏》，表達了“從亂世的兇器轉變為保衞和平的劍”的思想。這一時期，不利於軍國主義國策的作品受到排斥，連推理小説也受到限制。大眾文學的某些作家改寫歷史小説。日本戰敗後，大眾文學又開始活躍。野村胡堂等人的追捕小説、山手樹一郎等人的人情小説和村上元三的格鬥小説，在戰後不久便相繼流行起來。戰後大眾文學有很多新的變化和特點。這種變化和特點在“中間小説”上表現得最集中、最深刻。所謂“中間小説”，一方面具有大眾文學作品廣泛的羣眾性和銷路，另一方面又具有純文學的藝術特徵。《日本小説》、《小説新潮》、《大眾讀物》、《小説現代》等期刊大量發行，為中間小説的發展提供了條件。石坂洋次郎、織田作之助、田村泰次郎、舟橋聖一、源氏雞太等人，成為新起的中間小説作家。

50年代由於電視的普及，進一步促進了中間文學的發展。柴田錬三郎、五味康祐從事情節緊張的劍術小説的創作。50年代開始興起的推理小説，也有不少是屬於大眾小説範疇。大眾文學的發展日益複雜化和多樣化。小松左京、星新一等人的科學幻想小説廣泛流行。伊藤桂一、豐田禳、吉村昭以寫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記小説而知名。五木寬之是出色的風俗小説家。大眾文學是在資本主義報刊、廣播、電視、出版的土壤中成長起來的，不可避免地反映出資本主義享樂、頹廢、腐朽的一面。有些大眾小説充滿了黃色內容，即其一例。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