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節育奮鬥史

瑪格麗特·桑格1879年9月14日出生於美國紐約州的科寧，在全家7個孩子中排行第六。她的父親是一名石匠，也是無神論者。桑格曾在貧困的紐約市下東區當護士，親眼目睹了當地母親和嬰兒高死亡率的悲慘情景，體會到過度生育給母親和孩子帶來的痛苦。1914年創辦《婦女反抗報》，後來更名為《節育週刊》，並且出版提倡節育的小冊子《家庭人口限制》。在當時印發或傳播這種信息是非法的，所以1915年她被指控用郵寄方式散佈骯髒的思想（指提倡婦女節育），經過幾個月的爭論，紐約地方檢察官擱置了她的案子。

1916年10月，桑格在紐約州布魯克林開辦了美國第一家計劃生育診所，隨後以“妨害公共罪”被政府監禁30天。1921年創辦了美國節育聯合會。後來創立了國際計劃生育聯盟。

1950年，她和75歲的凱瑟琳·麥考米克攜手合作，向科學界提出口服避孕藥這個大膽的念頭。不到十年夢想成真，避孕藥已正式成為具體產品，效能和安全都經過臨牀試驗，且經政府核准，得以合法上市。自此，這個藥品大大改變了人類的行為。

1966年9月6日在亞利桑那州的圖森去世。

1916年10月16日清晨，秋高氣爽，在紐約市的布魯克林，我打開了美國第一所節育診所的大門。我當時相信，現在仍然相信，這是一件對美國婦女界意義深遠的重大事件。

三年以前，我作為一名專業護士，在陪同一位醫生去紐約東區出診時，曾親眼看到一位母親因私自墮胎而慘死。在此之前，醫生拒絕向她傳授避孕知識。這個婦女只是千百名受這種苦難的美國婦女之一；僅在紐約一地，我聽説每年就有10萬次墮胎。

那天晚上，我認識到，我決不能再當一名無所作為的護士，眼看母親們受苦和死亡了。

我曾在荷蘭學醫，那兒的節育診所已有38年曆史。這段學習生涯，使我有足夠的知識進行節育指導。我的妹妹也是個護士，她可以當我的助手，但是紐約州的刑法規定，只有醫生才可以傳授節育知識，而且只有在防治某種疾病時才可以這樣做。這裏所謂的疾病，就是指性病。我希望能把這條法律條文的解釋放寬一些，一方面是為了保護婦女免於因生育過多而導致健康狀況惡化，另一個重要的目的，是為了讓婦女有權控制自己的命運。因為我不是醫生，對任何人傳授節育知識就是非法的。但我覺得，如果讓婦女掌握生兒育女的科學知識也算違法的話，那末這條法律本身便是應該違反的。

在布魯克林，我選擇了布朗斯維爾區。那兒又髒又窮，擁擠不堪，居民都是辛勞的男女工人，他們的貧窮使他們有充分的理由獲得節育知識。有一位熱心的年輕人與我志同道合，從芝加哥趕來幫助我。

我們總算在安波依街46號找到了一位好心的房東拉賓諾維茲先生，他底層的兩間房願以每月50美元的代價租給我們。我們買了些廉價的傢俱，拉賓諾維茲親自動手，花了兩個小時，把房間漆得雪白，一塵不染。他説：“有點像醫院了。”

我們散發了大約5千份傳單，上面用英語、意大利語和意第緒語（系猶太人使用的一種語言）寫着：母親們！您養得起一個大家庭嗎？您還想再要孩子嗎？如果不想要，何必再養呢？別殺害小生命，別冒生命危險，但要事先預防要了解安全可靠的知識，請上布魯克林安波依街46號，找受過專門訓練的護士。請轉告您的朋友和鄰居們。歡迎諸位母親光臨，人們會來嗎？當然會來！什麼也阻擋不住她們！

第一天開張，門前就站着一排婦女。當天，就接待了100多人，以後從早到晚，來人不斷，既有猶太人，也有基督徒。婦女們從老遠地方趕來（報紙的報道，為我們做了宣傳），為了要來聽一聽生育的“奧秘”，她們本來以為這種知識只有有錢人才可以掌握，而窮人是無緣與聞的。

我和妹妹每次向8名婦女講授避孕技術。病史都記錄在案，如果我們的工作將來有點成績的話，這些記錄將具有很高的科學價值。這些婦女每人都有一段辛酸的往事。有一個説她養了15胎，只有6個活着。“我今年37歲，可您瞧瞧我的模樣，就像有50歲了！”還有一個已生了8個孩子的婦女又懷孕了，她已經墮胎兩次、流產多次。她家務勞累，還要到那種掙錢很少的小作坊裏去制帽子謀生，她精疲力盡，神情沮喪，有點神經質。我對她們滿懷同情。

不過碰到的也不盡是傷心事兒，也經常遇見興高采烈的採訪者。一位雜貨商的老婆順道走進來祝我們好運氣，一位德國麪包商給我們送來炸麪餅圈，他老婆把我們的傳單散發給每個經過他們鋪子門口的過路人。當我們忙於工作，沒時間出去吃飯時，拉賓諾維茲太太便會走過來，説：“如果我現在拿點熱茶來，您能不能叫她們等一會兒？”

到第十天，一個衣着整齊、臉色鐵青的女人穿過等候着的人羣，走進我房間，盛氣凌人地説：“瑪格麗特·桑格，你被捕了。我是警察局的。”三名警察緝捕隊員（緝捕隊的主要職責是取締賣淫和賭博等非法活動）立即出現了。他們把來就診的婦女們趕在一起，叫她們排好隊，把她們當成妓女似的對待。婦女們哭了起來，她們手中的孩子也哭了。診所裏一片混亂，像個瘋人院。“襲擊者”還沒收了我們400多份病史和一些宣傳材料。我據理力爭了半個小時，才説服他們放走了這些可憐的母親們。這時，一傳十，十傳百，聞訊趕來的人羣擠滿了大街。報館記者和攝影師也擠在人羣中。出於自尊心，我拒絕坐進囚車，堅持步行一英里到法院去。我走在“襲擊者”前邊，後面跟着一大羣圍觀者。

當天晚上，我在雷芒德監獄過了一夜。牢房之污穢，令我終生難忘。被褥又髒又臭，我只得用大衣把身子裹緊。蟑螂在四周亂爬，一隻老鼠從地上穿過，嚇得我大叫起來。直到第二天下午，我的保釋手續才算辦妥。我走出監門時，看到那個生了8個孩子的婦人，她一直守候在那兒。

我馬上重開了診所。可是這一回，警察局逼着拉賓諾維茲寫了收回租賃的文件，理由是我“蠱惑人心”。我再次被捕。這次坐進了囚車，當車開走時，我聽到一聲尖叫———一位婦女一面推着童車，一面哭喊着：“回來呀！回來救救我呀！”正當我陷入失望和屈辱的深淵時，四面八方都伸出了援助和同情的手。有人向我提供法律幫助，醫生們也羣起支持我們。同情者們甚至還在卡內基大廳舉行了一次聲援大會。

對我的審訊於1917年1月29日在布魯克林舉行。約有50名母親來法院旁聽。她們對着我微笑、點頭，設法鼓舞我。起訴書言詞激烈，咄咄逼人，使我十分驚奇。因為在我看來，法院是荒唐透頂、毫無理由的。我決不會否認我曾傳授節育知識，我的確是故意違反這條法律的。來自布朗斯維爾的母親們一個接一個被傳作證。地方檢察官問道：“你以前見過桑格夫人麼？”“見過，在診所裏。”“你為什麼到那兒去？”“求她幫我別生娃娃。”“你得到這方面的知識了麼？”“得到了，謝謝。那挺管用的。”法庭辯論進行了好幾天。

最後在一個冬日，法官約翰·富雷希用拳頭猛擊了一下桌子，大聲説：“我們所關心的，是維護法律，依法辦事。現在，既然這條法律條文依然存在，”他轉向我的律師，“這位夫人願不願意在此做出承諾，保證遵守這條法律？”

他轉而問我道： “你怎樣答覆，桑格夫人？願，還是不願？”頓時，整個法庭變得鴉雀無聲。我儘量一字一頓地説：“我不能保證遵守我所不尊重的法律條文。”緊張肅穆的氣氛一下子衝破了。婦女們鼓掌歡呼。法官要大家安靜下來。然後，他宣佈：“本庭裁決：監禁你30天。”從法庭的一角，傳來了一聲尖叫：“可恥！”

第二天， 我被移送到州監獄。獄中的囚犯———妓女、扒手和竊賊們———都曾經或多或少地聽説過我的名字和關於節育的事。有一個女人要我向她們講講“性生活的衞生常識”。於是我堅持進行宣傳，還教幾個年輕姑娘讀書寫字，還堅持寫作，為推進節育運動預做籌劃。3月6日我獲釋。我一生中沒經歷過更加激動人心的場面了。當我走過寬闊的裝着鐵柵欄的門廳時，門外熱烈的氣氛撲面而來。在門前，站着我的朋友們與同事們，他們齊聲高唱着氣勢磅礴的《馬賽曲》。在我身後，那監獄的鐵窗後面，是我新結識的朋友們，她們也在為我放聲歌唱。

1873年紐約道德維持會會長安東尼·康斯托克，在促進美國國會通過的一項禁止利用郵政和火車、輪船傳遞色情品的法律中，塞進了一條禁止避孕用具和禁止傳播避孕知識的條令。他把這些避孕用具和藥品説成是“猥褻、下流、淫蕩、邪惡、污穢和令人作嘔的東西”。如果觸犯康斯托克塞進法律的這些條令，要被判處10年監禁和鉅額罰款。康斯托克授意在紐約州刑事法中確立的條令，規定得更為嚴厲：無論什麼人以什麼理由宣傳節育，都將被判為犯罪。

若干年後，偏偏有一個弱小的女性站出來，從20世紀初開始積極提倡婦女節育，開辦節育診所，並研究節育方法。她當然成為這條法律的實施對象，為此遭到保守人士的多次起訴和惡毒攻擊，並一度被監禁。然而她畢生堅持自己的觀點和所從事的事業，經過她長期而頑強的鬥爭，終於克服了舊道德的重重阻撓，使節育成為世人可以坦然接受的事物，使這一造福於人類的偉大事業得以存在和發展。她被稱為計劃生育事業的開拓者，她就是瑪格麗特·桑格。

桑格從事這項事業，是和她早年的護士經歷有密切的關係。她在做護士的時候，目睹了許多母親因私自墮胎而慘死，在此之前，醫生卻不願傳授避孕知識。還有的母親生了15胎，卻只養育了6個孩子，許多小生命就早早夭折了。母親和嬰兒高死亡率的悲慘狀況，使她深刻地體會到過度生育為女性帶來的痛苦，以及女性無法掌握自己身體的不自由。從30多歲開始，她立志從事節育運動，傳授避孕知識。

節育的問題就直接產生於女性掙脱束縛、爭取自由的努力。桑格建立了女性自由的新觀念，因為世界的基本自由是女性的自由。一個自由的民族不可能由當奴隸的母親們生出。一個被鐵鏈鎖住的母親別無選擇。只能把這種束縛分給她的子女。婦女經年累月肩負着懷孕、生育、培養多餘子女的重擔。看着畸形、瘦弱、營養不良、勞累過度的孩子，是婦女的心最先、最多、最深地受到刺痛。因為害怕再次懷孕，她們的愛情生活最先窒息，她們的自我表現機會從此喪失。一個婦女不能稱自己為自由人，除非她擁有和掌握自己的身體。一個婦女不能稱自己為自由人，除非她能自覺地決定是否將做個母親。因此她們必須擁有一種自由，能夠決定是否做母親、願意養育幾個孩子。這就是桑格在節育運動中提倡的思想。

在最初的過程中，桑格當然遭到了舊道德習慣勢力的阻撓，她的這些節育活動卻被一些人説成是“非法的”、“不道德的”。桑格的節育診所連遭查抄，她本人多次被捕入獄，受盡了折磨。後來，桑格周遊世界，宣傳節育的重要意義。在中國，桑格也受到了無理指責。當她來中國宣傳節育時，有人污衊她要使中國人滅種。在日本，桑格先是遭到日本政府不允許她上岸的無理阻撓。排除重重困難上岸後，又企圖阻止她宣傳節育。

她的主張受到了廣大婦女的歡迎，她們來到桑格的診所，為了自己的健康和幸福接受桑格的知識，成為她的支持者。隨着時間的推移，人們越來越認識到獲取正確的性生活知識以及節育知識是多麼的重要。桑格的事業開始出現了轉機。

1918年1月8日，紐約州上訴法院雖然仍確認先前對桑格的判決合法，但是法官弗雷德列克·克雷因對這條法律做了較自由的解釋，實際上允許醫生“為健康原因，對已婚婦女傳授避孕知識”。這樣，醫生們再也不用擔心會因傳授節育知識而被吊銷執照了。這一決定，導致美國全國各地的醫院和診所都對婦女進行節育指導，許多州對人們獲取節育知識放寬限制。

桑格的這本《我的節育奮鬥史》從文字來看，並沒有什麼流傳千古的佳句妙語，從思想來看，也沒有建立自己的偉大體系。然而她的書，完全真實地記錄了現代人類在面對自身最根本的生育問題上的變化，從非理性阻撓到理性對待，也使人們瞭解到，一個女性的決心有多大，她改變世界的能力就有多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