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超

他描述了唐朝與吐蕃兩大勢力在西域對峙的情況，迦葉彌羅國(今克什米爾)東北有大勃律(今巴基斯坦西北邊省之吉爾吉特地區)、楊同等三國屬於吐蕃，而與大勃律相鄰的小勃律，雖然“衣着、人風、飲食和語音”均與大勃律相同，但歸唐朝管轄。大勃律原先曾是小勃律的一部分，是小勃律王的駐地，後來在吐蕃的壓力之下，不得已放棄大勃律，逃入小勃律，其在大勃律的屬民歸入吐蕃管轄。

從迦葉彌羅西北行1月程為犍陀羅，慧超記載了西突厥征服此國的過程，説這裏“兵馬總是突厥，土人是胡”。突厥貴族在此稱王后，受當地文化影響，皈依了佛教，“甚敬倌三寶”。當時西域“土人是胡”，兵馬是突厥的有不少國家。阿姆河上游噴赤河以北的骨咄(今塔吉克斯坦南部之庫里亞布)，國王是突厥人，“當土百姓，半胡半突厥”，而其語言“半吐火羅，半突厥、半當土”。這裏雖然已經為大食所征服，但國王“及首領百姓”均“敬信三寶，有寺有僧”，流行小乘教法。

慧超還追述了波斯被大食滅亡的大致經歷，説大食原來為波斯的“牧駝户”，後來背叛波斯，殺波斯王，吞併其國。慧超注意到波斯人擅長經商，有許多波斯胡商從西海(今阿拉伯海)泛舟至南海(今印度以南印度洋水域)，向獅子國(今斯里蘭卡)“取諸寶物”，亦向崑崙國(今東南亞)“取金”，還航至“漢地”即中國貿易。

葱嶺以西之綠洲農耕區，即所謂“昭武九姓”，已經成為大食的屬地，當時這裏雖然各自有王，但“並屬大食所管”。這些綠洲大多信奉火祆教，“不識佛法”，唯有康國(今撒馬爾罕)“有一寺，有一僧”，但遵從教規已經不很嚴格。康國以東的跋賀那國(今費爾幹那盆地)是西突厥與大食勢力交錯的地區。胡國，即粟特之北，“北至北海(今鹹海)，西至西海(今裏海)”，東至漢國(唐朝本土)，均為突厥疆土。

在吐火羅以東7日程的胡密，慧超遇到唐朝使臣。兩人行路方向不同，但均十分感慨旅途的艱苦和漫長。慧超作詩為識，詩中有句：“君恨西蕃遠，餘嗟東路長。”

在向密教大師金剛智求學後，一心得法的慧超決心到佛教起源地印度遊歷。但當時的陸上絲路局勢混亂，先後有唐朝、西突厥、粟特、吐蕃、吐火羅、波斯和阿拉伯等集團混戰，對於商賈旅客都不太友好。因此，慧超便從洛陽南下荊州，然後沿內陸水系抵達廣州。在那個遍佈西域海商的城市，尋覓到能直航次大陸的船隻。

通過漫長的轉港航行，這位來不起的新羅僧人終於在靠近孟加拉的印度東海岸登陸。此後，他當地一路探訪摩訶菩提寺、四大靈塔等佛教聖蹟。由於情緒激動，所以用1/3的篇幅描述佛教之鄉。但這恰恰是全書中最不客觀的部分。他本人就對西天樂土有很多不切實際的期待，所以將印度也描繪得天花爛墜。比如國王如同神佛再世，只要下達判決就能讓眾人服從，絕不抗命爭辯。印度也被美化為國王不用刑法的理想國度，甚至連奴隸貿易都不存在。但這也是早期僧侶遊客的通病。

對於那些無法迴避的事實，慧超也不得不承認：許多昔日繁盛的寺廟和佛塔，如今皆已香火稀少，僧侶蕭條，佛教在印度已經呈現出衰落的趨勢。而且慧超也提到，寺廟以及達官貴人的居所皆是磚木結構的“三重作樓”。第一層是倉庫，上兩層住人，而多數的窮苦百姓卻只有一間矮小的茅屋。

整體上，慧超費盡心思去美化他所看到的佛國樂土。但對後世觀察者而言，這些記錄反而透露出當時印度文明已進入瓶頸。除了貧富懸殊，也有種姓制度導致社會缺乏活力。最重要的是，慧超不可能意識不到佛教僧團已自身腐化。儘管長期堅持走上層路線，但也已經缺乏強有力的君主支持。這些都是佛教在印度走向沒落的重要因素。只是在印度之外的地方，分佈廣泛的教團還相當繁盛。

在離開印度後，慧超通過吐火羅斯坦進入波斯高原，再由那裏進入阿拉伯帝國。此時的吐火羅地區，已經過白匈奴和突厥的統治，開始逐步被東進的阿拉伯人蠶食。但依靠本土和北印度的封建主支持，當地依舊有着佛教文化。此外，來自西方的景教和摩尼教也有分佈，異教文化並沒有被完全消滅。

由於此時的波斯已經大部分遭到倭馬亞王朝征服，所以慧超便將波斯和大食混稱。他十分肯定波斯人的貿易才能，表示有很多商人通過斯里蘭卡的獅子國去廣州貿易。而且還提到了波斯人本土的畜產眾多，語言和周邊各族羣特別是阿拉伯人區別巨大。但唯獨沒有提到他們的軍事，從而印證了阿拉伯帝國前期的社會結構。即少量征服者承擔軍事義務，而異教被征服者承擔生產與納税。

對於新任霸主阿拉伯人，慧超也留下了對應記載。他驚訝於阿拉伯貴族的樸素作風，以及不講究奢侈的生活狀態。也看到阿拉伯貴族會與部下平分食物，所有人都信奉天（安拉），卻喜好殺戮討伐。他們在705年時攻克吐火羅斯坦，又在706-712年間征服大部分粟特城市。其擴張態勢咄咄逼人，引起了各方勢力的不安。慧超同樣記錄了許多早期阿拉伯風俗，包括成員只拜安拉而不跪君王。這個傳統曾讓伍麥葉王朝使者在唐朝引起過嚴重外交爭端。

還是在阿拉伯帝國境內，慧超聽聞到關於東羅馬帝國的隻言片語。知道此國兵馬強盛，國都憑藉山海之險，多次打敗了阿拉伯入侵，而且國內物產豐富。慧超所言，正是公元676年和公元717-718年的兩次君士坦丁堡之圍。此外，他還提到阿拉伯人深入小佛菻，也就是小亞細亞半島，進一步劫掠拜占庭帝國的領地。此時距離拜占庭反守為攻還需假以時日。只是慧超對於波斯和希臘文化的區分度不足，所以留下了波斯和東羅馬服飾相似的説法。

從阿拉伯治下的兩河流域返回時，慧超經過了河中的粟特城邦區域。在阿拉伯入侵下，慧超也很清楚河中地區的情況。當地神廟的聖火正在忽明忽滅，顯得越發不穩定。他看到當地已度過了黃金時代，不斷面臨阿拉伯人的持續打擊。

慧超提到粟特人國土窄小且兵寡將少，所以很難抵禦強敵入侵。所以需要和北方的突厥人結盟，保護自己的城邦和商隊。當地主要的城市，包括康、史、石等諸國都信奉拜火教，喜歡梳理髮辮、戴白色氈帽，也保留着族內通婚制度。此外，慧超還特別注意到，這裏和古代印度的人羣類似，有着一妻多夫傳統。

離開粟特後，慧超重走佛法昌盛一時的犍陀羅地區。以及附屬於犍陀羅的罽賓，即西方古典文獻裏的卡皮薩。這些地方如今都由突厥王公和他們的封君治理。

在慧超的年代，阻擋阿拉伯人繼續擴張的主力，就是這些突厥君王和軍事領主。雖然在和唐朝的對峙中一度失利，但是他們對於西域及周邊依舊保持強大影響。比如東漢時有勝兵3萬的疏勒國，到了隋唐之交被突厥管制，僅剩下2000-3000人。突厥對這些小國的勒索壓榨可見一斑。屬國不僅要稱奴納貢，還必須接受突厥汗庭委派的吐屯以及軍隊約束。由於突厥吐屯多為世襲，所以往往用不了多久，就會將本地國王取代。

在印度河流域的犍陀羅，慧超也發現了一片盛產大麥和小麥好地方。歷經多次統治者更換與洗牌後，新來的突厥又將原住民踩在腳下。所以慧超會看到這裏“王皆突厥”，但民皆土人。和之前的月氏人、貴霜帝國類似，突厥君王們也是將罽賓視為氣候涼爽的夏都，並返回犍陀羅地區過冬。他們也受影響改宗佛教，讓僧侶經常得到王侯初佈施。

當然，因為寺廟經濟非常發達，慧超得以通過僧侶資助而探訪各地的文化古蹟，度過了一段愉快而平和的時光。與犍陀羅毗鄰的烏萇國也是佛教盛行，甚至出現了僧人略多於俗人的特殊情況。正是因為慧超自己是佛僧，所以會額外關心這些事情。

在經過葱嶺時，慧超還途徑唐朝和吐蕃人的拉鋸區。同一起源的大小勃律，分別受制於吐蕃和李唐。由於氣候極寒，許多地方不產五穀，居民完全散佈於雪山之間的牧場內，時常有組織地騎馬劫掠過往商旅。令人不解的是，他們便劫取了絲絹，也只是作為財富保值手段，卻不自己用來做衣服。這是因為在貿易暢通的時代，絲綢確實是貿易線上的重要交易品。但隨着戰亂多發，這些部族也失去了貿易對象。高寒地帶的艱苦生活模式，又不允許他們以貴重而易損的絲綢作為主要衣料。因此寧可將絲綢存放於庫中腐爛，也不會拿來自己使用，體現了戰爭對於貿易的中斷性破壞。

由於旅行者無法深入考察，慧超對一些族羣的記載也是以偏概全。比如由於無法親自深入藏區，他僅僅接觸到那些生活在青藏高原西部的邊緣部族。於是説吐蕃人沒有城郭、喜歡住帳篷，而且與突厥人的遊牧風俗相近。但事實上，唐人就知道吐蕃貴族有平頂碉樓和雄偉的平頂宮殿，以及頗為險要的邏些王城。

越過葱嶺後，慧超先後經過了疏勒、龜茲和于闐等西域小國。在雪山下的綠洲裏，他看到了熟悉的唐軍旗幟和駐節兵馬。在安西副都護趙頤貞的指揮之下，龜茲的唐軍兵力密集、武器精良。加上西接疏勒、東聯陽關、北通突厥草原，所以是絲綢之路中道的要衝。也是唐軍南抗吐蕃-西拒阿拉伯的基地。

慧超看到西域的居民大都吃葱、韭菜和各種肉食。為了抵禦西域的風沙、日曬和夜間低温，他們的服裝也層布重疊。無論起源塞種還是吐火羅，他們也開始逐步適應唐代律令。

在文化方面，本地王族在唐朝的保護下，依舊在使用波斯風格的金獅子王冠。他們可以保留自己的宮廷禮儀，也繼續使用印度傳來的文字。慧超的這一記載，後來還被20世紀出土的婆羅米文書所證實。由於是小乘佛教東傳的重鎮，所以寺廟經濟異常發達，佛僧們靠經商、放貸和抵當業能收入頗豐。廟裏僧眾雲集，包括一些來自東土同行。但他們到當地主要是宣傳大乘佛教的教義。

在當地繁盛的市集上，慧超見到了熟悉的內地絲織品、紙張，以及極富異域風情的良馬、安息香、和田玉、大秦珠寶、西域瓜果。吐火羅歌姬曼妙的身姿、精緻的面容、反彈琵琶的舞技，都令慧超眼花繚亂，彷彿西天樂土就在眼前。正是這些極具藝術天賦的西域民族，為中原貢獻了龜茲樂、于闐樂等舞樂，還有佛教造像藝術以及繪畫技巧，裝點了盛唐的畫卷。

從這裏向東的粟特或波斯商人，在領取唐朝官方發佈的通行證後，就會進一步前往內地貿易。找到同胞在內地的貿易據點和移民社區，闖蕩出一番新天地。在當時唐人看來，波斯幾乎就是富人的代名詞。很多成員在東方安享太平，基本上沒有回到故土復國的志向。

在西域西南部的于闐，慧超還找到了一座漢人主持的大乘寺廟。説明在唐朝駐軍和漢人移民的作用下，漢地佛教開始了對西域的反向傳播。而且於闐的居民毛髮相對稀疏，在長相上越來越具有蒙古人種的特徵，語音相對清脆。這些都讓慧超意識到漢地已經在不遠的前方。寫到這裏，慧超為他的故事畫上了句號：既然于闐就離中原不遠，而各位都熟悉大唐的情況，他的敍事也該告一段落。

此時正是公元727年底。在通過河西走廊回長安後，慧超在金剛智、不空等印度密宗大師門下受業，並長年從事譯經工作。

在未來的5-6年中，他整理出自己的傳奇遊記。將遊學中亞途中的所見所聞都整理成精彩的《往五天竺國傳》，將盛世掠影封存在精煉的文字當中。

在慧超東歸20餘年後，隨着怛羅斯戰敗和安史之亂開始，他所領略過的人間勝景大都被震天動地的戰鼓聲驚破。開元天寶的詩篇和傳奇也隨風逝去。等到叛亂平息，唐朝開始變得越發內向。中亞的文化版圖和種族分佈也在發生永遠的變化。那些由慧超所見證的鉅變，甚至持續至當今。到公元780-783年之間，見證過無數潮起潮落的慧超，自己也在五台山圓寂。

1905年，伯希和在敦煌殘卷中發現了這部失傳已久的遊記。一段塵封的故事才得以重現人間......

慧超歸來後寫作了《往五天竺傳》。據唐代慧琳《一切經音義》記載，該書有3卷，但後代散佚。本世紀初敦煌遺書發現以後，西方列強的“探險家”蜂擁而至，大肆搶掠。經學者辨認，在伯希和運往法國的敦煌殘卷中，有一件首尾殘缺的抄本與慧琳所介紹的《往五天竺傳》吻合，從而確定為慧超著作的殘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