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長戰爭

日本江户時代後期，在長州藩，尊王攘夷、公武合體的倒幕思想盛行，因此長州藩圖謀對京都的政局進行干涉。

然而在1863年以孝明天皇、公武合體派的公家、薩摩藩、會津藩發起的「八月十八日政變」為契機，長州勢力從京都被驅逐。在池田屋事件中，長州藩的尊王攘夷急進派，遭到新選組突襲，重要人物被殺或被捕。

1864年為求得對長州藩主父子的赦免，長州對京都進行了稱為「禁門之變」的軍事行動。因此，朝廷以長州藩向京都御所開炮為由將長州立為「朝敵」，向幕府下達了長州征討的敕命。

幕府以前尾張藩主德川慶勝為總督，越前藩主松平茂昭為副總督，薩摩藩士西鄉隆盛為參謀，聚集了36個藩的15萬士兵向長州進軍。另一方面，8月5日爆發四國艦隊下關炮撃事件長州藩慘敗，內憂外患之下長州藩出現了意見分歧，保守佐幕派掌握了政權，以致在戰事上陷於不利地位。

由於京都與下關敗兩度敗陣，面臨幕府強大兵力壓境的長州藩內部繼續分為二派系。一是對朝廷與幕府全面謝罪，為藩的存續，倡導「純一恭順」保守派，主要是門閥上士層，也就是保守的長州「俗論派」。另一方是原來的尊王攘夷派。他們武裝起來「恭順」，試圖東山再起再起倡導「武備恭順」的「正義派」主要是莊屋與農民層支持。屬於武備恭順派從英國歸國的井上聞多在9月25日夜被純一恭順派襲撃負傷。兩派的調解仲介人周佈政之助自殺。高杉晉作遭到狙殺，逃亡福岡藩，躲藏於平尾山莊，「正義派」被整肅，長州藩由純一恭順派「俗論派」掌權。尾張藩家老成瀨正肥和德川慶勝參謀的西鄉隆盛主張「以長制長」，讓長州的支族巖國藩主吉川經干與德山藩主毛利元蕃去和幕府交涉。一方面設法在長州內部給俗論派壓力，分裂長州內部團結，

11月3日，長州藩透過支族巖國藩主吉川経干與幕府談判，長州軍方面接受由幕府軍方面徵長總督參謀西鄉隆盛提出的條件:

1.「禁門之変」責任者之三家老國司信濃?益田右衞門介?福原越後切腹。

2. 三條實美、三條西季知、東久世通禧、四條隆謌、壬生基修等五卿驅逐出藩。

3.居城山口城拆毀，表示恭順。

結果，國司信濃、益田右衞門介、福原越後三位家老被迫切腹。宍户左馬介，佐久間佐兵衞，竹內正兵衞，中村九郎等四參謀也被關押在萩城下的野山監獄。

對薩摩藩恨之入骨的長州奇兵隊反對三條實美五卿驅逐的態度非常強硬，聲稱「絕對不會把五卿交出來」，西鄉隆盛冒險前往談判，經中岡慎太郎居中協調，奇兵隊為免長州藩滅亡，只好移轉五卿至他藩太宰府延壽王院。

山口城「破卻」後，藩主毛利敬親轉居萩城。11月21日，幕府巡檢使到達了藩府萩城，會見了藩世子毛利廣封。毛利廣封將自己和父親毛利敬親的「反省謹慎」情況向幕府作了彙報。第一次長州征討，長州藩不戰而降結束。 ^[3] 

第一次長州征伐以長州藩的失敗落幕，在這場戰爭中，長州藩和國內外反動勢力勾結反對江户幕府，奇怪的是，江户幕府沒有對長州藩趕盡殺絕，不僅沒有，這場戰爭的失敗甚至絲毫沒有影響長州藩的戰爭潛力和倒幕政策，這是怎麼回事呢？

縱觀世界歷史，無論是中國、奧斯曼還是沙俄，封建政府對於有可能動搖自己統治的勢力從來是寧可錯殺三千不放過一個，即使藉助外國勢力也要毀滅殆盡，第一次長州征伐卻是一個例外。

這種情況的出現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第一次長州征伐的主力並非江户幕府自己的軍隊，而是西國21藩。至於為什麼不是江户幕府自己的軍隊，是因為江户幕府根本沒有軍費支撐這場戰爭。

江户幕府建府200多年，關東親藩旗本8萬騎食祿承平日久，根本已經徹底喪失作戰積極性，而幕府徵集軍費也是多重推諉，困難重重。所以到了第一次長州征伐的時候，幕府已經沒有徵討的經費了，只能依靠權威讓大名聯軍出征。

長州在關西，幕府就近調兵征伐，西國21藩自然而然成了主力。第一次長州征伐的總督參謀是薩摩藩的西鄉隆盛，他們根本不想和長州藩死磕，畢竟損失損失的是各藩的兵，而好處都讓幕府得了。所以西鄉隆盛力主通過談判不戰而勝。

此時的幕府雖然自保有餘，但已經大不如前了，面對各懷鬼胎的西國大名自然不敢輕舉妄動，也想息事寧人，長州藩求和給了幕府一個台階。於是，幕府最後決定通過長州支藩巖國藩主吉川經幹提出長州藩投降的條件，包括：長州藩降服，藩主毛利敬親謹慎，禁門之變有責任的國司信濃、益田右衞門介和福原越後三家老自殺，處死四參謀以及將尊攘派三條實美等五公卿轉移至福岡等。

這些條件，長州藩一一答應，所以幕府方面也就見好就收了。在這種情況下，幕府即便想要將長州藩趕盡殺絕也是無能為力，只能儘量維持和平以自保。 ^[2] 

1866年7月18日(慶應二年六月七日)第二次長州征討爆發。又名長州征伐、長州出兵、幕長戰爭、長州戰爭，其中第二次又稱“四境戰爭”。我不做軍事方面的評價，就政治方面討論討論。

幕府開啓此次戰端，實為下策中的下策。本意是為執行對長州的處罰來振興幕府，結果造成了嚴重的後果。十萬討伐軍卻被三千五百人的長州部隊打敗，究其原因，大致如下：

自1865年以來日本國內的反戰情緒就十分高漲，整個社會都在反對戰爭的發生；基於反戰情緒，討伐軍中從幕府到各藩的士兵的士氣都十分低落，完全沒有開戰的幹勁；幕府脆弱的的財政基礎不足以支持長期作戰，而作戰消耗的費用又加劇了財政的惡化，並減損了原本用於推行軍事改革的費用，還給正在進行的財政改革增添負擔；幕府尚未建立起強勁的陸軍，軍隊處於新舊變革時期，作戰思想不充分，士兵參戰的主觀意願差；而長州藩自一次征討結束後就建立了“割據體制”，從制度到思想上都做好了應戰的準備，將藩國變為堅壘，以逸待勞的防守討伐軍軟綿綿的進攻；

戰爭並非拼至最後一兵一卒，而諸藩組成的部隊中，任何一兩個藩的士氣崩潰，都可能對整個討伐軍的崩潰造成連鎖反應；諸藩與幕府的配合不當，指揮體系混亂。以及一些藩軍消極怠工、出兵不出戰；薩摩藩拒絕參加討伐軍，並暗中支持長州，對九州地區的其他藩國造成了不利於幕府方的影響；列強的干預，英國從中妨礙幕府方的進攻，利於長州藩的防守和偷襲；長州藩通過薩長同盟獲得了先進的武器，幕府方武器相對落後；最終，幕府方的敗退，證明了長州藩所實行的“割據”的有效性；也讓全日本看到了幕府的虛弱，使各地的倒幕派看到了希望，愈加活躍；為薩摩藩打了一針定心劑，鞏固了薩長同盟以及堅持實現倒幕的目標；

幕府的失敗使其在面對朝廷時的境遇更尷尬、對諸藩的控制力進一步削弱；延誤了幕府的改革，以至於到後來鳥羽伏見之戰時幕府新軍也像二次征討時這般倉促應戰；

總而言之，這是一場萬不該開戰，幕府本可以避免，卻最終發生了的戰爭。或許可以説，它促進了倒幕戰爭更快的到來。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