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承槱

1900年後留學日本。

1905年12月，因日本政府頒佈《取締清國留日學生規則》回國，於次年加入上海中國公學。 ^[2] 

1911年獲悉武昌起義爆發，發動羣眾赴漢革命，又與幫會首領劉福彪邀集會眾二千餘人。後與陳其美聯繫，説動淞滬巡防營統領梁敦綽中立。11月3日率敢死隊三百餘人發難，進攻江南製造局，受挫後轉攻上海道衙門，將戰況通報《民立報》，稱上海光復。當夜再攻製造局。4日守軍投降，上海光復後被舉為滬軍北伐軍總司令。之後攻打鎮江，並參與攻克南京，被任命為六合軍政分府總司令。 ^[1] 

1912年，國民政府稽勳局選派辛亥革命有功人員出國留學,辭官赴美留學。在華盛頓念政治經濟學。在美讀書期間被孫中山委為美洲特派員，負責改組該地同盟會為國民黨，繼又改組該地國民黨為中華革命黨。

1918年歸國後至1927年，相繼任哈爾濱、江蘇、山東各地鹽務稽核所所長。

1928年，任長江巡緝局局長。

1929年，任國民黨政府審計院審計。後審計院改部，兼任廳長，擢常務次長。

1936年冬，調任江蘇審計處長。嗣復歷任浙江、湖南、湖北等省審計處長，暨駐中紡公司審計處長。

1949-1956年，審計部 審計長(第六任)。 ^[2] 

武昌起義後，張承槱對上海形勢作如是分析：“上海情勢日漸緊張，倘若發難義旗一舉，其對象究在何處？清室機關之在上海者：文的有上海道、上海縣，武的有淞滬巡防營、高昌廟海軍事務所及江南製造局（即今之兵工廠是也），此外在黃浦江中另有幾艘兵艦，其他還有一些機關，均非吾輩目標；吾輩實在目標只有四處，第一淞滬巡防營，第二高昌廟護軍營，第三江南製造局衞隊營，第四駐紮吳淞口過境軍隊黎天才所部三營，其他無所顧慮。但是黎天才之態度已經軟化；梁敦焯決不敢與黨人為難；擴軍營已表示吾輩發難，他們定作壁上觀，暫守中立兩不偏袒；而最強悍不與吾輩妥協者，就是江南製造局衞隊營。該局總辦張楚寶乃安徽合肥人，李鴻章之外甥，所部衞隊三百餘人均屬安徽同鄉，外人運動不易入手，故吾人在上海真正之敵人不過如此。至於上海道、上海縣毫無力量，並未算在敵人之內；而警察局又有一部分官兵向吾輩輸誠，陳漢卿即為警官之一，並任為滬軍旅長之職，亦上海起義革命同志之一也。在九月初八日以後形勢愈漸緊張，吾輩黨人奔走民軍在戰壕中迎敵更加上勁。”

上海起義的組織者們對自己的攻擊目標很明確，主要有四處。其中最強悍，且表示不向革命軍投降的，就是江南製造局衞隊營。應該説，這一分析和當時上海形勢的實際情況是相吻合的。也正因為如此，上海起義的時間和規模，在辛亥年的中國革命局勢中，才因此顯得如此舉足輕重。

張承槱在辛亥革命期間參與籌備上海起義的過程中，一直冒着風險在艱難地奔走。他曾有一段夫子自道，頗可代表那時一羣革命黨人工作的艱苦以及他們的思想和內心感受：

自從投身革命奔走呼號以來，從來沒有收受會黨或任何個人的哪怕一分一釐的金錢贊助。八月二十六日離開南京　到上海時，手中只有八元幾角，車票用去二元，房租用去三元，每天僅用幾角錢充飢，但仍然終日奔走，就是隻需三個銅板乘一站的電車也不敢坐。有一次讓田鑫山去吳淞與黎天才部下的軍官聯繫接洽，往來火車費三等票要兩角，也是個人自己掏腰包。開始時田鑫山身上還有零錢墊付，漸漸囊中枯澀時，曾想象革命黨人一定有錢，到時候會拿出來。等到和他們這些人相處時間長了，這才感到有些失望。原來革命黨根本沒有什麼錢。他向田解釋，革命黨多是窮人，即使有錢，也不能只圖自己享受，應當為國家和民族花銷才是。他還以自己家舉例説，他家有田數百畝，房屋數幢，可謂生活富足，衣食不缺，如果僅從個人立場出發，他大可以回家享受，又何必出來吃這番苦，何況還有生命危險。田鑫山也因此不時問他，如果長時間這樣下去，怎麼堅持呢？對此，他自信地告訴田説，對此完全不必太過悲觀，君不見上海很快就將起義，只要炸彈一響，我們這些人還活着，就一定會發揮大作用，那時候我們掌握了大權，也就不用愁沒有錢花了。説罷，拿出一塊銀表交給田，讓他去典押店換錢先為眼前應急。過了兩天，錢又花完了，他又讓田把自己所蓋的一牀日本毯子拿去小押店押了一元八角。這次他交給田一元，自己只留八角零用，還樂呵呵地對田説，不出三天，上海就要起義了，加緊努力吧。這時候田問他，你以前不是説過有人將會拿出很多錢給我們用的嗎，現在情況怎麼樣呢？他回答田，確實已有不少人拿出了錢，這些錢已花在買手槍、制炸彈、運軍火、預備發傳單、出佈告等革命事業上！當然，這些錢還不夠多，所以前進之途還任重而道遠。 ^[3] 

女兒：張蘭熙 張先慧

侄子：張子高 張鴻漸

孫女：殷琪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