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大康

1925年2月7日

，出生於湖南省長沙市。

1944年9月—1949年5月

，就讀於浙江大學史地系，獲學士學位。畢業後分配至浙江省農林廳、財委工作。

1953年

調入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

1956年11月—1960年11月

被選送赴蘇聯莫斯科大學地理系攻讀研究生，獲副博士學位。

1960年12月

回國後一直在中國科學院地理所工作。

1978年—1986年

分別晉升為副研究員和研究員，歷任氣候室副主任，地理所業務處處長、副書記，中科院京區黨委委員。

1984年—1991

年任地理所所長職務。

1991年

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地球科學部主任、中國科協第四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在職期間曾任中國地理學會常務理事、國家氣候委員會委員、中國水利學會黃河研究會副主任、中科院水問題聯合研究中心主任和禹城綜合試驗站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青海省高原地理所名譽所長。同時還擔任《中國地理》（英文版）副主編《地理研究》副主編、《中國科學》、《科學通報》等七種學報的編委。

太陽輻射是地球上一切生命和生命過程的能量源泉，也是地理環境中最主要的外來能源，如果沒有太陽輻射能的投入，地球上一切生命都將會停止，一切現代地理過程也就不存在了。

1960年，左大康先生從蘇聯莫斯科回國以後，一心撲在他所喜愛的事業—輻射氣候學的研究工作上，成為當時這門分支學科的初創者。

左大康談到了選擇太陽輻射研究的初衷：”地球上氣候差異的最主要原因，歸根到底是太陽輻射能達到量的不同引起的。太陽輻射對於發生在地球上和地球大氣中的各種各樣的過程和現象都有極大的作用，如果沒有太陽輻射能的輸入、傳輸與轉換，地球上就不可能有生命和一切生命過程，許多地理現象與地理過程也不會發生，許多複雜的天氣現象也不會存在。所以，太陽輻射的研究對於地理學、氣候學、農業科學、水文學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意義。這就是為什麼我選擇太陽輻射等進行研究的原因。”

左大康教授在輻射氣候學領域中的研究，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的內容：

研究中國地區的太陽輻射特徵

確定了中國地區全年和各月晴天太陽總輻射的緯度帶值，繪製了太陽總輻射分佈圖，討論了它的時空分佈規律。這篇論文發表後，竺可楨教授在他的著名論文“論中國氣候的幾個主要特點及其與糧食作物生產的關係”一文中利用了這項成果。

地表輻射平衡是地表輻射能收入與支出間的差值，是研究地表能量轉換的重要參數。通過對全國146個地點輻射平衡值的計算，左大康教授第一次繪製出全年和各月中國地區的輻射平衡分佈圖，並討論了它的時空分佈特徵。根據26個日射觀測站的實測資料，分析了中國不同地區和不同季節內太陽直接輻射與太陽總輻射的比值，探討了該比值和太陽高度、雲量和相對日照的關係，指出了該比值的時空分佈規律和大氣環流及地方天氣條件之間的密切聯繫。此外，為探討地方輻射狀況特徵，還對北京地區和中國北迴歸線以南地區的輻射狀況進行了研究。為提供一種可供工業利用的太陽能的計算方法，他曾以北京為例，計算了北京地區各月垂直面上直接輻射和水平面上太陽總輻射可供利用的時數和時段，從而為工業利用的有效太陽輻射能量提供了科學依據。

研究東亞地區狀況

他和他的同事們最早研究了東亞地區地球-大氣系統和大氣的輻射平衡。根據國內外34個站點12月和6月的氣象資料，計算了東亞地區地球行星反射率、射出輻射、地氣系統和大氣的輻射平衡。他指出了6月東亞地區地球行星反射率低值帶在北緯40°—50°之間，比北半球的低值帶(25°—35°)要偏北得多。這種差異反映了東亞季風環流、天氣狀況和下墊面特性對東亞地區地球行星反射率的影響。6月北半球的最大射出輻射值出現在北緯20°—30°，即副熱帶高壓帶範圍內，而東亞地區的最大值北移到緯度40°，這是由於東亞範圍內北緯40°附近有面積廣闊的荒漠和半荒漠，夏季地面温度高，空氣中水汽含量和雲量少的緣故。而東亞地區緯度20°—30°處，正處於西南季風和東南季風影響下，空氣中水汽含量多、雲量大，射出輻射因而減小。

《氣象衞星的輻射測量及其應用》

他編寫了《氣象衞星的輻射測量及其應用》一書。自世界上1957年11月首次發射的人造地球衞星對太陽直接輻射進行測量以後，美蘇等國先後發射了許多氣象衞星，到1964年為止，也發表了幾百篇有關氣象衞星測量及其應用方面的文章。考慮到這種新手段的採用，無疑會促進氣象科學和地球科學的發展，並有可能在將來利用它為生產建設服務，所以，在1964年，他組織有關人員花了一年時間，對國際上有關氣象衞星的輻射測量及其應用成果進行了總結。這本書反映了1964年以前，國際上在這個領域研究中的進展，在國內首次系統地介紹了這個領域的研究狀況，為國內以後進行的遙感研究也提供了幫助。

左大康教授不但是一位從事輻射氣候研究的學者，同時在領導“六·五”攻關項目如黃淮海平原治理與開發；南水北調對自然環境的影響等重大課題中，顯示了他的組織才能。

為了組織協作好各個有關課題，他和項目的學術領導小組成員一起，要求每個課題都需要作正式的開題報告、提出課題的總體設計方案；對攻關目標、研究內容、技術難點、計劃安排、人員組織、經費安排、預期成果及搞好協作等都要一一過問。並在項目安排上注意多層次的結合，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綜合治理研究與合理開發研究相結合。同時還注意發揮科學院的人才優勢和特點，因而取得了一大批可喜的成果。例如在組織對於黃淮海地區進行了地貌類型和土地類型等的劃分；編制了6種1：50萬黃淮海平原專題地圖；查明瞭水資源與土地資源；得出了各類低產土的分佈與數量；指出了水土資源合理利用與開發的方向；研究了洪旱澇鹽鹼等災害的時空變化規律，提出了對黃河下游的治理途徑以及調整農業結構的意見；同時還建立了黃淮海平原農業資源、農村經濟開發的配置模型；提出了加速黃淮海平原經濟振興的措施，從而得到了國家和中國科學院的獎勵。談到這些工作，左大康説成績的取得，歸功於參加黃淮海工作的全體的努力，他只不過是做了一些組織工作。

“提高執行黨的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自覺性，歸根結底要為生產建設服務”。“今後的應用研究要看得遠一點，走在國民經濟建設的前面，例如黃淮海平原的綜合治理與黃河問題的研究要結合起來，要與黃河中下游土壤侵蝕和水土保持結合起來，要在‘深’字上下功夫，搞清規律……”。這是1984年3月6日左大康就任地理所所長時就職演説中的一段話，也是他從一個學者走上所長領導崗位的開端。

左大康説：“從1984年底試行所長負責制以來，首先從清理課題入手，制定出以實行所長負責制、課題組長負責制、崗位責任制為主要內容的全所科研體制總體改革方案。全所的業務、行政管理由所長全面負責，接受黨委和羣眾的監督。所長的主要職權是科研方向與任務的確定、規劃和計劃的制定、經費的分配、重大課題和購置重要設備的決策、科技和行政幹部的任免、機構設置和調整、規章制度的頒佈以及職工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的保障等。”

左大康説：“要使自己的決策保持正確或基本正確，避免主觀性和片面性，必須要有堅實的羣眾基礎，充分走羣眾路線，集中羣眾智慧。例如，所務會議、學術委員會、所長諮詢組以及各種專門委員會的建立，就構成了所長決策的網絡系統。同時發揮業務、行政指揮系統的效能，使他們真正起到所長的助手作用。”

左大康還強調：“要處理好所長同黨委的關係。改變過去那種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領導體制上的不適應狀況。有重大事情時，我都要事先提交黨委會討論，然後再召開所務會議決定。分工明確，團結協作這是搞好所領導工作的重要保證。”

通過三年的實踐證明，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在左大康所長等人的領導下，已經取得了重大科研成果31項，包括獲國家進步獎和自然科學獎4項，中國科學院科技進步獎和成果獎27項，其中一等獎5項，二等獎14項，三等獎8項。獲國家有關部門和有關省市獎勵12項。經濟地理部的建立，為經濟地理學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近年來，他們在結合國家的經濟建設任務中，做出了一定的貢獻。同時還建成了兩個野外實驗站，為基礎理論的研究打下了基礎。對外開放的資源與環境信息系統實驗室也已經勝利建成。多年來，地理所在前進，它的進步，它的發展壯大，是地理所廣大職工辛勤勞動的結果，也是和左大康的努力工作分不開的。

1986年春，地理研究所正式實行由中國科學院和國家計委雙重領導，這是地理所的科技體制改革中的一個重大事件。它説明國家對地理學的重視，同時也預示着地理所今後的科研任務一定會更緊密地結合國家經濟建設。

左大康説，近20年來，人類社會面臨着許多重大問題，如環境、人口、資源、國土開發等，要求許多不同性質的學科合作研究才能解決。而地理學這門既聯繫着自然、又聯繫着社會的學科，具備着溝通自然環境與人類行為之間的橋樑作用。它將空間分佈研究與時間過程研究統一起來，從而體現出在解決上述問題時的學科優勢。加上進入80年代以後，地理學廣泛採用各種先進技術和方法，增強了解決問題的能力，也使地理學的面貌發生了可喜的變化。”

左所長進一步用地理研究所的發展事實，説明地理學在國民經濟建設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他認為當前地理學面臨社會發展挑戰的情勢下，必須抓住三個方面：

繼續重視地理學的基礎研究

它是使應用研究保持後勁，從而在新的高度上更好地服務於經濟建設。同時也是促進地理學長期興旺發達的重要措施。必須組織少而精的研究隊伍來擔任這一工作。當然，面向經濟建設，大力加強應用研究還是地理所科研工作的“主戰場”，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

進一步發展經濟地理學

它是最早發展起來的重要分支學科，與國家經濟建設關係非常密切。經濟地理過去已經做出了很好的成績，並已有一定的基礎和實力，受到有關部門和學術界的重視，今後應得到更快的發展和加強。

加強地理學的實驗研究

為了提高地理學的研究水平，使取得的研究成果能在生產建設中得到及時的應用，必須進行地理學的實驗研究。例如，南水北調對環境的影響問題；解決華北地區水資源虧缺的對策問題；減少黃土高原土壤侵蝕量的途徑問題；大規模改造自然和重大工程項目的實施等，都會對環境產生影響，要正確決策，沒有較精密和連續的實驗研究是不行的。

左大康所長認真地強調指出：自然地理現象的形成與發展，是一個多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複雜的動態過程，要搞清這些複雜的動態變化過程，闡明其形成與變化的規律，還必須開展地理學的野外定點實驗。中國科學院北京大屯農業生態系統試驗站，研究影響農作物產量的環境因素；中國科學院山東禹城綜合試驗站，研究農田水分循環和水量平衡。這些實驗研究的開展，將有助於地理學理論水平的提高。

“中國太陽直接輻射、散射輻射和太陽總輻射的關係”，《地理學報》，1962年，28卷3期。

“中國地區太陽總輻射的空間分佈特徵”，《氣象學報》，1963年，33卷1期。

“中國地表輻射平衡的時空分佈”，《地理集刊》，1963年，第6號。

“北迴歸線以南中國地區的輻射狀況”，《地理》，1964年，第4期。

“幾個輻射圖解的比較”，《氣象學報》，1964年，34卷2期。

“東亞地區地球——大氣的輻射平衡”，《地理學報》，1965年，31卷2期。

《氣象地球衞星的輻射測量及其應用》，科學出版社，1966年。

“北京地區的太陽能資源”，《地理科學》，1981年，1卷1期。

“黃淮海平原主要農作物的光能利用率和光合潛力”，《黃淮海論文集》，科學出版社，1985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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