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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伯紙
鎖定
漢靈帝時期,出現一位書法家兼造紙家左伯,曾經制造出當時認為最好的“左伯紙”。“左伯(165---226),字子邑。山東東萊(今萊州) 人。……擅名漢末,又甚能做紙,漢興,用紙代簡,至和帝時蔡倫工為之,而子邑尤行其妙。”左伯紙,原料多用麻料和當地豐富的桑皮原料。當時起先用麻料,麻料當時來自普通百姓用過的衣服,及其他麻製品,如麻袋,麻繩,麻鞋等,因為麻料比皮料韌性稍差,後有採用當地豐富的桑皮原料,或者根據紙的用途兩種原料相互配比,桑皮纖維是韌皮纖維裏面最長的,其韌性可見一斑,而麻料雖然纖維短,但其濾水效果好,兩者結合所撈制的紙,質量甚優。臨朐皮紙還保留摻入部分麻料的工藝
東漢時造紙原料應就地取材,山東臨朐桑蠶業歷史悠久,春秋戰國時期,齊國(臨朐屬齊)已成為桑蠶生產發達的地區之一。漢代“皎潔如霜雪”的“齊紈”經絲綢之路銷往西域各地。“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杜甫詩句),反映了臨朐一帶桑蠶生產的盛況。而當時“齊魯桑麻千畝”,造紙原料豐富,左伯是在山東造紙,西周地圖標註當時臨朐和萊州相鄰,因此山東臨朐手工紙既是左伯紙也順理成章。
左伯紙左伯紙介紹
趙岐,(約108—201) ,《三輔決錄》載:韋誕奏:蔡邕自矜能書,兼明斯(李斯)、(史扛) 之法,非得紋工不妄下筆。工欲畚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張藝筆、左伯紙,及臣呂,皆古法,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盡徑丈之勢。方寸千官。”“張芝,’字伯英,是當時著名制筆者。韋誕,字仲將,是當時著名制墨者與書法家。宋蘇易簡《文房四譜》卷四《紙譜》載:“左伯字子邑,漢末益能為之。”故蕭子良答王僧虔書:“子邑之紙,研妙輝光,件將之墨,一點如漆。”蕭子良是南北朝人,他必定看到用張芝筆、韋誕墨書寫的左伯紙實物。 唐張懷瓘《書斷二·左伯》:“左伯字子邑,東萊人,特工八分,與毛弘,邯鄲淳,亦擅名漢末。又甚能作紙。漢 興有紙代簡,至和帝時,蔡倫工為之,而子邑尤行其妙。有的現代造紙工作者與紙史研究者認為,“研妙輝光” 是紙張表面具有光澤,説明紙面經過研光。是磨光的意思。從蔡邕{132-192} 與張芝【約192】 的時代至蕭子良(460---494) 時已經歷約300年,其墨跡仍能如漆,也説明紙面砑光而緊密,墨汁不易滲透紙內層,反光良好,故以輝光形容之。
《後漢書·蔡邕傳》 記載:“靈帝熹平四年(175 年) ,蔡邕與馬日磹等人在洛陽城南開陽門外書寫、鐫刻與樹立熹平石經碑46枚。及碑始立,其觀視及纂寫者車乘日千餘輛,填塞街陌”。説明當時社會上學習書法風氣甚盛,一天有千餘輛車馬停在熹平石經前觀看與纂寫,道路為之阻塞。用紙纂寫的可能性遠遠超過笨重的簡牘與價貴的縑帛;書法的發展也與用紙數量之增加有關。更適合表現書法神韻的左伯紙的產生乃出於時代的需求。
左伯紙歷史地位
後人提到紙的起源史時往往將左伯與蔡倫並列,如唐李嶠《紙》詩句:“妙跡蔡侯施,芳名左伯馳。”清乾隆帝《紙》詩句: “不知有漢蔡倫合,漫數唯萊左伯嘉。”“乾降帝《題金粟箋》 詩句:“蔡左徒曾紀傳聞。”
既然東漢後期已經生產出諸如左伯紙這種質量高的紙,而紙的產量與質量之間又有互為因果的關係,説明黃巾起義之前造紙產量本來處於 上升勢頭。三國時期簡牘使用的回升,並非因為紙不如簡牘優越,而是供應量的下降,所以當時少量的紙卻受到人們的珍惜。
簡帛長期用於書寫朝廷文件、詔令,遲遲不能退出歷史舞台而被紙取代, 也與上層社會的習慣勢力有關。三國時期仍然認為最重要的文件應該鑄成鐘鼎,其次則書於竹帛,才能長期保存為據。《三國志.魏.陳思、王植傳》稱:“功銘著於鼎鍾,名稱垂於竹帛。”長沙走馬樓大批昊簡出土於地窖,初步被認為是作為檔案文書封存,其中許多是契約合同的憑據。説明當時人們仍認為紙不適於長期保存。人類對紙的優越性能經歷較長的認識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