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文明的社會問題

《工業文明的社會問題》是梅奧對《工業文明的人類問題》一書中提出的觀點的進一步引申和發展，由於作者的視野更加開闊，經驗更加豐富，梅奧在該著作中所提出的問題不僅僅侷限於工業企業的經營問題，涉及了戰後西方國家的社會治理以及現代資本主義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特別是作者對戰後世界發展前景所作的一些預測性分析。該著作基於霍桑實驗的結果進行研究並提出了——人際關係學説。 ^[1] 

20世紀20年代，隨着經濟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應用，以及週期性經濟危機的加劇，工人開始有組織地與僱主進行鬥爭。西方的資產階級感到單純應用古典管理理論和方法已不能有效地控制工人，達到提高生產率和增加利潤的目的。在這種情況下，歐美一些學者開始從生理學、心理學等角度進行研究，“霍桑實驗”就是其中之一。1927年開始，梅奧對“霍桑實驗”進行了歷時9年的實驗和研究。1945年梅奧出版了《工業文明的社會問題》一書，進一步闡述其觀點。 ^[3] 

該書第一章“進步的黯淡面”中首先提出了該書的主題：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世界的物質進步和技術發展使人類社會失去了原有的平衡。這就導致了一些國家在重視科學技術發展的同時，忽視了社會和人類自身的發展問題。結合對資本主義社會的長期考察和研究，如果社會和技術能夠得到同步協調發展，就有可能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戰。

梅奧首先回顧了資本主義世界的發展史，接着概述了工業文明的發展史。“羣氓”假設一直是制定法律、組織政府和經濟活動的指導性前提，由此昇華出“極權國家”的思想。這種國家憑藉至高無上的權威，對“羣氓”實施強制性的法治。公眾只是“羣氓”，社會必須採取強制性的獨裁統治，這正是希特勒瘋狂思想的基礎之一。

該書第一章的主旨在於喚起對系統研究中失衡現象的注意，要求在重視技術和物質方面的同時，也要兼顧人文和社會方面。而第二章對“羣氓”假設的分析則揭示了西方社會在政治思想和經濟思想領域中的弱點。作者在該書第一部分“科學和社會”中提出了問題，在該書的第二部分則是試圖探索解決問題的出路，想通過畢生從事工業研究的實踐和經驗，總結出一套求得資本主義社會和諧發展的方法和途徑。

在該書第二部分，梅奧再次詳細介紹和深入分析了參與的兩次工業心理學試驗的結果，在其第一部名著《工業文明的人類問題》的基礎上，進一步闡發了一些爾後成為組織行為學經典性內容的原理。以往的經濟學理論在人文方面非常薄弱，非常不充分，甚至達到荒唐的程度。人類被描述為一羣自私自利、為了爭奪稀缺資源和生存機會而自相殘殺的遊牧部落羣。

作者在進行第一次調查研究時發現，以前認為只有私利才是激勵和推動人工作的全部動力的假設是不成立的。

梅奧的試驗把人們的認識向前推進了一步。只重視效率的專家們從“羣氓”假設出發，認為工人們關心的只是自身的物質利益；專家們不同工人對話，把工人的抱怨看做是誇大其詞或誤解而置之不理。結果，專家們提出來的刺激工人積極性的辦法總是不能奏效。另一方面，梅奧小組把細緻入微地考慮和分析工人工作和思想狀況作為“臨牀”觀察和診斷的重要部分，得出了許多令人驚訝的結論，其中有一些在當時甚至是難以解釋的。

接着，梅奧進一步分析了霍桑試驗的結果，但梅奧聲明這種分析並不能概括哈佛大學工業研究系的全部工作，只不過是個例子而已。

梅奧提出，現代工業的管理必須解決的3個主要問題或基本任務是：

第一、將科學和技術應用於物質資料的生產。

第二、系統化地建立生產經營活動的秩序。

第三、組織工作，其實質是在工作集體中實現持久的合作與協調。

在一個適應型的社會里，由於經營環境在不斷改變，組織本身也要不斷重構。

在作者論述的3個問題中，人們一般都只重視前兩個，並進行大量的研究和實踐，卻完全忽視了第三個問題。事實上，這三者是有機的一個整體，缺少任何一個，任何組織都無法獲得總體上的成功。對於一個結構複雜的大型組織來説，成功有賴於全體成員的齊心協力。事實説明，生產的增加不能一一歸因於工作條件的逐步改變。

梅奧認為，有兩個因素最值得研究：如何形成工作集體和如何形成參與感。但是在霍桑試驗第一階段剛結束的時候，人們尚未認識到這一點。

從該書第一章開始，梅奧一再強調科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梅奧認為存在着兩種研究方法，可以用醫藥方面的語言作比擬：“臨牀”式研究和“實驗室”式研究。“臨牀”式研究目的在於對事物的本質形成正確的認識並學會分析處理實際材料的技能；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區分哪些方面可以繼續進行更詳細的“實驗室”式研究。如果隨後的“實驗室”方法由於排除了某些未知的重要因素而歸於失敗，研究人員應當回到“臨牀”式研究，以便弄清自己忽略了哪些因素。

梅奧研究組的研究工作並不是停留在粗淺的階段，試驗精神分析或心理療法，而是進行工業研究。在開始研究的初期，研究組的訪談內容過於強調個人問題。沒有充分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既不能反映工作集體的情況，也不能反映訪談主持人的態度。因此，這一時期的訪談結果沒有包括在後來的研究報告裏。在霍桑試驗第二階段進行的約2萬次訪談中，這一時期的訪談不到2%，即400次左右。儘管如此，梅奧本人仍認為這一時期的訪談是必要和有益的，因為它證實了訪談的巨大作用，同時使研究人員學會了如何處理這類個人問題。

隨着研究工作的深入開展，研究組逐步把重點從單純注意個人問題擴展到同時注意個人和羣體研究。因為在通常情況下，工人們總是既談個人問題也談羣體問題。

對於梅奧研究組來説，更重要的是認識和研究羣體的存在及其影響，即人與人之間每日每時的相互關係。通常情況下，工人們總是既談個人問題也談工人所在羣體的問題。

梅奧還引述了《中國進入了機器時代》一書。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的許多工業由上海及沿海其他地區內遷到昆明等地，大批技術工人也由東部來到內陸地區。工人們很清楚內遷的工廠離不開工人們的技術，而且工人實際上也享受到不少特權。可是工人卻仍然牢騷滿腹，十分不滿。工人抱怨伙食不好，不斷用故意打碎食堂的餐具表示抗議。然而在私下裏這些工人承認，其實工廠給工人們提供的伙食已經相當不錯了。不滿的真正原因何在，原來是工人與職員、經理和監工的關係十分緊張。

很多工廠職員是從美國留學歸來的，工人們當初學到的正是“羣氓”假設等理論，認為凡是給了物質刺激還不好好幹活的工人都是些製造麻煩的壞蛋。而工人對這種侮辱性的偏見則進行報復，故意打碎盤子。顯然，如果接受工人們對伙食的抱怨和談判如何解決伙食問題是不會有什麼用處的。然而許多企業正是這樣做的，其範圍絕不只限於中國。

大部分經濟學家都相信“羣氓”假設，認為物質刺激是促使人們努力工作的唯一有效手段，但因為假設並未反映現實，也就沒有多少存在的價值。

另一方面，梅奧研究組由訪談中得出的結論也不能簡單化地表述為主張用非理性代替理性，用情緒代替邏輯。相反，試驗和觀察説明必須研究實際狀況而不是迷信已經過時了的理論。有些滿腦子舊時經濟理論、思想僵化的企業家批判霍桑試驗是脱離實際的“純理論”。這完全顛倒了事實：霍桑試驗不帶任何偏見地重新檢驗了實踐；倒是提出批評的人關於“經濟人”的理論。

梅奧在該書第五章“缺勤和轉業”中，首先提到哈佛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研究組在1933年至1943年間繼續進行了性質大不相同的許多項調查。小企業規模擴大之後，原先的家庭作坊式管理已經不適應生產的需要，因此，組織工作的重要性開始凸現出來，企業只有把人際關係處理好，才能促進生產的發展需要，但在實際生產過程中，人際關係仍是企業管理的軟肋。1943年初，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依然在激烈地進行之中，美國社會上卻出現了普遍的缺勤現象，大批工人隨意曠工，脱離勞動生產崗位，給戰時生產造成了嚴重的後果。梅奧通過對這一不尋常的社會現象的周密調查，獲得了幾點極為重要的結論，主要有以下三點。

（1）在工業企業裏，如同在任何其他存在人際關係的組織裏一樣，經營管理人員每天與之打交道的不應該是作為“羣氓”的個人，而應該是組織緊密的羣體（勞動組合）。如果由於各種內外原因，企業內部沒有能形成這樣的組織，就會出現一系列不正常現象，諸如曠工、工人流動率高，等等。應該認識到，作為“社會人”，其本性或特點之一是在勞動中同其他人進行交往，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經營管理者忽視人際關係的調整，必然造成生產中的重大問題。

（2）認為單靠僱用時進行的一系列測驗和麪試，就能預測一個工人進廠後的工作表現，這種想法是片面的，靠不住的。調查表明，一個工人進廠以後，他同班組其他人的關係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將決定這個工人的工作表現，並直接影響到他全部才能的發揮。

（3）經營管理人員一旦拋棄視工人羣眾為“羣氓”的錯誤觀念，重視企業內部人際關係的不斷調整，就能獲得驚人的效果。

這些發現説明一點，只要敢於面對現實，認真調查研究，不迴避矛盾，重視企業人際關係的協調，很多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然而，這些發現並沒有消除從固定型社會向適應型社會過渡的過程中所發生的各種尖鋭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如何協調好適應性社會中的人際關係仍然是一個企業管理的重大問題。

該書的第6章“愛國主義是不夠的；我們對人必須沒有仇恨或怨氣”是全書的核心，也可以説是梅奧思想的核心。要求資本主義社會重視社會技能和技術技能的同步發展。換句話説，就是要高度重視生產關係的調整，一味追求生產力的發展，忽視生產關係的調整，將會帶來難以估量的嚴重後果。

現代科學技術雖然得到了極大的進步，但現代社會的人際關係不但沒有隨之改善，反而惡化了。這兩者之間的不協調發展，必然潛伏着巨大的危險。這就表現在近兩個世紀以來，工業文明在促進社會人際關係方面，幾乎是毫無作為。不僅如此，為了保證科學和物質文明的進步，工業文明還有意無意地阻礙了社會協調和合作的發展。西方世界在建立適應型社會的過程中，完全忽視了人際關係的調整——保證每個公民積極地、自發地參與建設這樣一個社會的實踐。其後果是有目共睹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創造了高度的物質文明，同時也造成社會上普遍的憤世嫉俗情緒，人們之間的相互猜忌、敵對和仇恨現象非常嚴重。

教育和政府工作的缺陷已構成了對文明世界的威脅。現代文明迫切需要新型的政府領導人，這些人公正而客觀，能夠超脱於社會的紛爭之外。充分了解社會人際關係的現狀。這樣一種素質只有通過嚴格、系統的訓練和教育才能夠獲得。這種訓練和教育必須包括3項主要內容：掌握科技知識、系統化的指揮能力，以及組織社會合作和協調的本領。梅奧在該書中始終強調：就目前和不久的將來而言，這第3點——組織社會合作和協調，是最為重要的。而今天的大學、企業、政府機構，卻缺少這一方面的教育和訓練。把這些缺陷歸咎於一個人或一些人，這是最容易不過的事，而要對形成這種缺陷的社會現實進行認真的考察，求得徹底的瞭解，就不是那麼輕而易舉的了。但是，必須做到這後一點，才能使人們擺脱目前的困境，為人們引以自豪的文明世界找到前進的方向。在全書的末尾，梅奧再次重申了一個重要觀點：如果社會關係和科學技術、生產力等因素得到同步發展，歐洲戰爭本來是可以避免的。 ^[4] 

《工業文明的社會問題》一書對現代管理學的發展產生了劃時代的影響，喬治·埃爾頓·梅奧第一次提出：行為和情緒是密切相關的，羣體對個人的行為有巨大影響等觀點。 ^[5] 

喬治·埃爾頓·梅奧（George Elton Mayo，1880年—1949年），行為科學的奠基人，美國管理學家。原籍澳大利亞，早期的行為科學——人際關係學説的創始人，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梅奧出生在澳大利亞的阿得雷德，20歲時在澳大利亞阿福雷德大學取得邏輯學和哲學碩士學位，應聘至昆士蘭大學講授邏輯學、倫理學和哲學。後赴蘇格蘭愛丁堡研究精神病理學，對精神上的不正常現象進行分析，從而成為澳大利亞心理療法的創始人。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