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經

劉勰尊經為“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但讚美經書“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則可見其主旨是在論文。他分析比較了五經在文辭表達上或隱或顯的不同特點，而指出其總體風貌則為“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是歷久彌新的文章範本。他以為各種文體皆源出五經：“論説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盟）檄，則《春秋》為根。”他還提出了“文能宗經，體有六義”的論斷。所謂“六義”，即“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前四條屬於內容方面，後兩條屬於形式方面。“六義”實際上也是文學批評的標準。他鑑於後人“建言修辭，鮮克宗經”，以致“楚豔漢侈，流弊不返”，為了“正末歸本”，所以標舉《宗經》。劉勰對五經的褒美有過當之處，但意在矯正當時浮靡文風，故有其積極意義。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