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標準”

不得不説，無論文藝創作，還是文藝批評，動輒就大談所謂的“標準”“權威”，都是極不正常的事情，這也是學術界、理論界的通病，最需警惕的地方。真正的文藝家都清楚，文藝創作不是科學研究，不是流水生產或工藝複製，不需要那麼多清規戒律、條條框框、公式套路等的限定和束縛，是無標準更無權威的，甚至説，它天生就帶有反標準、反權威的屬性。

如果一個文藝家，張口閉口就大談標準，或是用所謂的權威來壓倒對方、指手畫腳、狐假虎威，那麼他一定是偽文藝家，也一定是不折不扣的教條主義者、權勢主義者。倘若文藝非要有什麼標準的話，那應該是多元且豐富的，否則就失去其創作本身的趣味、價值和意義。而解放和繁榮文藝的最好方式，從根本上説也是要去標準化、權威化、行政化，從而做到自由競技、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眾所周知，古今中外任何名垂青史的文藝家、文藝流派，都不是標準化出來的結果，都帶有鮮明的自我風格、特色，甚至帶有離經叛道的特徵，在中國美術發展的歷程中，無論是水墨為上的理念對“隨類賦彩”“以色貌色”等“重色”色彩觀的分庭抗禮，寫意繪畫對工筆繪畫的平分秋色，八五美術新潮對傳統文藝的集體反思，以及對新創作觀念、技法等的自覺尋求和探索，還是西方藝術流派裏，巴洛克藝術對文藝復興時期主流藝術風格的打破，新古典主義對巴洛克藝術、洛可可藝術的厭惡，浪漫主義對學院派和古典主義的擺脱，現實主義對浪漫主義的轉向，印象派對學院派的抗爭，後印象派對印象派的不滿，那比派對印象主義的回擊，象徵主義對理想主義的逆反，立體主義對固有畫面的重構，抽象藝術對具象藝術的超越，達達主義對傳統文化和美學形式的廢除，野獸派對後印象主義的改變，包豪斯學派對復古主義的批判，新造型主義對創作個性的消解，波普藝術對約定俗成的評價標準的破壞，至上主義對傳統藝術的否定，極簡主義對抽象表現主義的革命，後現代主義對現代主義藝術的拒絕，概念藝術對實物表現的取代，新表現主義對波普藝術和極少主義的反動，反概念主義對概念主義的檢省，等等，都基本説明了：文藝創作尤其是藝術創作，沒有一成不變的標準，也不是墨守成規、因循守舊的，其都是在否定與自我否定中逐漸建立起來並自成體系的，否則只會被模式化、同質化、套路化、概念化，只會循規蹈矩、陳陳相因，誕生出一批又一批的流水工、複製品，從而嚴重阻礙着文藝真正的發展和進步。

翻閲歷史我們不難看出，國內並沒有出現像國外那樣如此多的藝術單元和流派，如此紛呈的藝術理念，如此活躍的創作氛圍，其發展進程與形式表現也沒有那麼明顯和豐富，且具有各自相對完整的體系與脈絡。這其實也正是核心問題所在，反映出從古至今我國藝術發展相對緩慢、滯後的一個重要原因——不管是我們的藝術思維還是實際創作都太規矩太老實了，總是在前人既定的標準框框裏打轉，在國畫還是油畫、水墨還是色彩、工筆還是寫意等寥寥可數的幾個傳統門類、內容形式上翻來覆去的討論、反反覆覆實踐，而對其他文藝理念，以及諸如非架上藝術的裝置、行為、影像、新媒體等藝術樣式知之甚少，更缺乏必要的發散思維和探索創新的勇氣，甚至迄今為止仍有相當多的人不把它們當成藝術看待，這是很可悲很無奈的事情。

這種現象與問題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就是“標準”惹的禍。現實中我們總是在不斷地、強行地制定和灌輸一些似是而非的標準，並有意無意間告訴他們應該這樣不應該那樣，這樣做是好的那樣做是不好的，以致於讓大家誤認為“標準”之外的，都是不對的，都是錯誤的、不入流的，都是不受歡迎和不能接受的，由此也扭曲和誤導了大家對文藝本該正確的理解和判斷，桎梏了對文藝無限可能的想象與創造，這是很不應該的，也是亟須立即停止的隱性文藝毒害行為。

而要特別強調，無論是藝術家還是理論家、批評家，都應該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標準”。其實標準很容易談，也好制定，動動嘴一二三四條，乃至更多條就有了，但關鍵是有沒有必要，違不違背藝術屬性，貼不貼近創作規律，符不符合發展實際，產不產生負面影響，這些都是要重點考慮的，也是要負歷史責任的，而非信口開河，盲目片面地下結論、樹規範、定標準。

何況現實情境也往往是，所謂的標準有了，人也跟着變懶了，變膽小了，懶於分析、懶於創新、懶於求變，或創作上膽戰心驚、如履薄冰，不敢越雷池一步，而做為評判者評判起來自然也會變得更加省事和方便，更加蠻橫與獨斷專行，凡事都往標準上靠，拿標準來統一衡量、裁決，絲毫不在乎文藝的個性化、差異性，舉凡不符合標準的就被判定為不合格，就被認定是有瑕疵，甚至被視作異類予以排除、打壓或雪藏。其實這是對文藝創作，尤其是對文藝創新的極大扼殺和戕害。

理論家也好，批評家也罷，都沒有這個生殺大權，而其設定的標準可能只是個人有限的、粗淺的認知，是個偽標準，並非文藝創作本身所天然具有的法則與尺度，尤其是在事物還沒有完全發展成熟，在沒有任何實踐、體驗的前提下，只靠其一時的主觀臆想、史料分析或邏輯推理而做出的判斷，很多情況下會比文藝家實際的、鮮活的創作更容易犯錯。

當然，這並非否定理論研究、學術評價等的作用，只是在告訴那些自以為是的“權威專家”，無論何時，還是要腳踏實地、求真務實，多關注多解決些文藝創作上出現的具體問題，少空談些看似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和“標準”，實則大都是自欺欺人、自誤誤人的紙上談兵罷了。 ^[1] 

王進玉，安徽宿州人，現居北京，知名青年學者、藝術家、藝術評論家。現為中國文聯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專委會委員，中國國際書畫藝術研究會新水墨專委會(新水墨畫院)副主任兼秘書長，《美術報》《中國美術報》、新浪網等知名媒體專欄評論家，中華詩詞學會會員，中國楹聯學會會員，北京東方中國詩書畫院副院長等。已在《中國文化報》《中國藝術報》《中國美術報》等國家級刊物發表評論文章三百餘篇，評論、詩詞、散文、雜文等共計百餘萬字。出版有評論集《發現》《讓評論家説話》、詩文集《愛在繼續》《母親花》、書法集《王進玉自作詩詞書法》等多部。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