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壇

《新唐書》記載道：“古者祭天於圓丘，在國之南，祭地於澤中之方丘，在國之北，所以順陰陽，因高下，而事天地以其類也。”所以，作為祭祀天地的重要場所，圓丘和方丘在隋唐時期仍然具有最為突出的地位，元代以後，方丘又被稱為地壇。 ^[1] 

《唐都長安》：“方丘壇即祭地之壇，故又稱為地壇。壇設於長安城北十四里，所謂‘祭地於澤中之方丘，在國之北’。壇成方形。分兩層，上層方五丈，設地祇神位；下層方十丈，設神州之位；壇下外壝之內，設五嶽、四鎮、四瀆、四海、五方等三十七座，壝外設丘陵等三十座。每逢夏至（陽曆6月21日至22日）、立冬（陰曆十一月七日），皇帝或宰臣都要郊祀於方丘壇。”

方丘作為隋唐長安城的附屬建築之一，幾乎伴隨了長安城的始終。長安城由隋初創建，又經唐代進一步的增修營建，城市規制日臻完善，最後毀於唐末戰亂，延續達三百年之久。唐長安城基本保持了隋大興城的格局，唐代的禮制建築多沿用隋朝舊制而略有增減，如方丘就是一例。

隋唐代方丘立於大興城北郊，距宮城有十四里之遙。依據史念海先生主編的《西安歷史地圖集》唐長安城圖所示，隋唐長安城宮城正北，西以現在西安城牆的西城牆為大致界限，東以省政府大院東側道路為大致界限。宮城北十四里，約當今自強西路北側6300米處，即今鳳城十路一線，此路向東延伸，即為紅旗東路，其東段北側為新月花園小區。 ^[3] 

其建築形制據《隋書》雲：“為方丘於宮城之北十四里。其丘再成，成高五尺，下成方十丈，上成方五丈。”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隋代方丘為兩層的方壇。又據《隋書》“神州九州神座於第二等八陛之間”、“九州山海以下，各依方面八陛之間”的記載，隋代方丘當有八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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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方丘的祭祀，以夏至之日行事。祭祀的對象為：“夏至之日，祭皇地祇於其上，以太祖配。神州、迎州、冀州、戎州、拾州、柱州、營州、鹹州、陽州九州山、海、川、林、澤、丘陵、墳衍、原隰，並皆從祀。地祇及配帝在壇上，用黃犢二。神州九州神座於第二等八陛之間：神州東南方，迎州南方，冀州、戎州西南方，拾州西方，柱州西北方，營州北方，鹹州東北方，陽州東方，各用方色犢一。九州山海以下，各依方面八陛之間。其冀州山林川澤，丘陵墳衍，於壇之南，少西，加羊豕各九。”可以看出，隋代方丘的祭祀對象，較之前代也有變化，增加了丘陵、墳衍、原隰，又將祭祀對象參考九州的觀念予以分別排列，突破了此前僅以“四方”來排列眾神的傳統做法。

唐長安城方丘繼續沿用隋代方丘，即位於宮城之北十四里。《大唐郊祀錄》記其形制為：“其丘八角，三成，每成高四尺，上闊十六步。設八陛，上陛廣八尺，中陛廣一丈，下陛廣一丈二尺。其壇再成，下成方十丈，上成方五丈，八陛。”《新唐書》記載與其略同：“八觚三成，成高四尺，上廣十有六步，設八陛，上陛廣八尺，中陛一丈，下陛丈有二尺者，方丘也。”總之，唐代方丘的建築形制為，地基八邊形，有三層，設八陛；壇體為方形，兩層，亦設八陛。

唐代方丘以每歲夏至日行事，祭祀對象為皇地祇，以景皇帝配。“其從祀總六十八座。壇之第一等，祭神州地祇於東南方之，祀五嶽、四鎮、四瀆、五山、五林、五川、五澤、五丘、五陵、五墳、五衍、五原、五隰於內壝之外，各依其方，面俱（內）向。”可見，唐代地祇所屬眾神，又有增加。

唐睿宗即位，將於南郊祭天，諫議大夫賈曾建議睿宗合祭天地，因睿宗執意於北郊祭地而作罷。《開元禮》修定後的天寶元年（742），唐玄宗“合祭天地於南郊……其後遂以為故事，終唐之世，莫能改也”。也就是説，從唐初開始，延續120餘年的祭地之所方丘，徹底遭到了廢棄。

2016年，西安市人民政府規劃在隋唐方丘遺址建設隋唐地壇遺址文化公園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