啓蒙時代歐洲的中國觀

17世紀中葉到18世紀末葉這段時間在歐洲歷史的研究中通常被稱為“啓蒙時代”，它最為明顯地體現出矇昧教權的衰落與理性精神之興起相伴隨的過程，習慣上以1789年法國大革命作為這個時代的終點。而這段時期又恰恰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個重要時期，16世紀末來華的耶穌會士經過在中國的多年滲透之後，自17世紀中期開始比較多地向歐洲介紹中國知識，同時對天主教在華傳播史至為重要的禮儀之爭也在17世紀中期正式爆發，從而更強化了耶穌會士向歐洲宣傳中國的動機，這一過程一直持續到1775年左右在華耶穌會士傳教團被解散。啓蒙時代與中西初識時期在時間上大致吻合，那麼在內容上是否也有交叉，在精神上是否也有碰撞?一個走向啓蒙、走向近代文明的歐洲結識了一個被耶穌會士有意遠古化了的中國，就好像原本是向兩個方向流淌的水流，卻經由時空隧道而神奇地交匯了，這會激盪起什麼樣的浪濤呢?作為一段歷史，它充滿了多姿多彩的故事，作為一個文化現象，它尤其耐人尋味。耶穌會士就是那道不同尋常的時空隧道，他們出於自己的特定目的而回溯到中國幾千年歷史和文化中的上古那一段，然後將其運載到正在向未來邁進的歐洲社會。而春秋以降直至耶穌會士所處時代的中國社會，儘管更加鮮活，但在耶穌會士筆下或者偶爾被作為古代文化精髓的對立面而批評，或者被其大袖輕揚所遮蓋而省略。耶穌會士在這一文化傳播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為何要向歐洲傳輸特定面目的中國，在《從中西初識到禮儀之爭——明清傳教士與中西文化交流》(張國剛著，人民出版社，2003年)一書中已經詳細討論，《當諾亞方舟遭遇伏羲神農——啓蒙時代歐洲的中國上古史論爭》(吳莉葦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對此也有深入分析，因此本書不再為此多施筆墨，而要將視線的重心落在變革中的歐洲這一舞台上，看看處在“啓蒙”這一大變局中的歐洲人接觸到無論在空間還是時間上都非常遙遠的這些中國知識後有何反應。本書要談論的是啓蒙時代歐洲的中國觀，“中國觀”應包含兩個內容，一個是作為認識對象的中國是何模樣，一個是對這一認識對象的態度和評價。這一時期歐洲看到的“中國”主要是由耶穌會士描摹並在某些地方經其他旅行者粉飾，而且中國的模樣從17世紀到18世紀沒有很鮮明的出入。但這一百多年裏歐洲人對自己所見之中國形象的態度卻因人而異、因時而別，也即中國之於歐洲的意味在不斷變化，因為歐洲自己在不斷變化，它的文化觀和價值觀在不斷變化，由此而造成中國觀前後有別。但以自己的價值觀和實際需求作為形成中國觀的基礎，這一原則是不變的。反過來，在這個舞台上，中國靜若處子，全不知身外事，任憑歐洲不斷地從它那裏獲得靈感而起舞不休。所有這些故事都是隨着歐洲文化脈搏的跳動而展開，中國在其中是個失語者，是個缺席演出者。中國表面上看是被歐洲認識的對象，但最終歐洲幾乎沒有認識中國，卻藉助中國更好地認識了自己。有趣也有趣在這裏。唯一的例外是18世紀後半葉中國沿海地區大量生產的外銷商品，在它們身上體現出基於文化互動的融合。當歐洲商人要求中國工匠根據他們提供的圖樣加工傢俱、器皿時，帶有中國文化特色的西式器物就此產生，為純然一色的歐洲化了的中國文化增加一點別緻的點綴。不過這一現象出現的時間較晚，影響範圍又極其有限，並非本書要討論的主要內容。自宗教改革以來，長期作為歐洲社會統治力量的教會就逐漸開始失勢，整個社會被一股趨向世俗化的大潮暗暗鼓盪，但總體而言，中世紀末期以來教會與國王爭權奪利的顯著結果之一不是你死我活，而是雙方達成妥協，“教會和貴族失去了幾乎他們全部的政治權力，卻保留了他們大部分的社會和經濟特權”，這種妥協有助於社會團結和穩定，因而能為各方接受，18世紀初歐洲各國社會結構都還表現着這一特點。教會是國家温馴的助手而非敵人，宗教也仍然是社會的核心話題，所以公元1740年以前的歐洲仍是一個宗教問題佔統治地位的時代，所有思想討淪往往都要在是否具有基督教意義上的合理性的背景下進行。直到18世紀中葉，從社會結構到哲學和科學等所有領域都發生了深刻變革，教士、貴族和國王的聯盟開始喪失民心，反映在思想領域就是思想家們開始直面現實社會的弊端且批判紛至沓來，並且努力闡明和確立新的社會秩序，這意味着一種思想或言論的宗教合理性已經讓位於其政治、經濟或道德上的合理性。歐洲社會對中國事物的興趣和態度也是在這一大背景下展開，甚至傳播中國知識的耶穌會士也不得不服從這一大勢所需。本書宏構精思，不同凡響。三位一體的構架來自對主題的全面把握和史事辨析，逐章的重點評述得力於對中國與歐洲歷史文化的認知廣度和理解深度，流暢的文筆與犀利的弛解出自長期的反覆琢磨和深入思考。從20世紀80年代起，大航海以來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是學術研究的熱門，本書宜是此領域最新的一大碩果。本書研究的角度前人曾有所涉及，但研究的精深當為首出。啓蒙時代的歐洲受中國思想的影響很大，或許這是一種想象式的對“他者”的理解，歐洲思想家以此來批判歐洲文明，入伏爾泰萊布尼茨等。但是後來，隨着歐洲文化的強勢崛起，中國成為了“落後的他者”。其中變故，值得深究。

張國剛，1956年生，安徽安慶人。1988年畢業於南開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博士學位。歷任南開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教授，歷史系副主任、主任，教育部歷史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等職。現任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唐史學會會長，中國中外關係學會副會長。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