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1991年丁蔭楠執導的電影）

1967年1月，正處在“文化大革命”狂潮中的北京，到處貼滿了大字報，滿街都是舉着紅旗、喊着口號的造反派。身着軍裝的周恩來總理坐在“紅旗”轎車內，看着這一切，憂心忡忡地思考着。在西山為賀龍找到安身之處後，周恩來坐車回到中南海西花廳自己的家中，賀龍夫婦正在吃飯。周恩來不安地説：“朱德的家早上被造反派翻了，我這裏也難保安全，希望你們今晚就轉移。”賀龍同意了周恩來的安排。在批判陳毅的大會上，造反派企圖用文攻武鬥逼迫耿直的陳毅低頭認錯。為保護陳毅，周恩來挺身擋住衝上主席台的造反派。鞍山鋼鐵廠因兩派鬥爭造成停產，周恩來親自與兩派代表談話，要求兩派停止鬥爭，立即恢復生產。在“文革”中周恩來竭盡全力護衞一代英才，保證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但卻擋不住形勢的惡化，震驚世界的“九·一三”事件發生了，林彪叛逃，周恩來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出色地指揮了這場鬥爭。1971年，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經濟秩序開始恢復。1972年，中美建交，國內局勢正在好轉。然而厄運卻又一次降臨，周恩來卻患了癌症。“四人幫”此時又掀起“倒周”浪潮，要“批現代的儒”。周恩來以73歲的高齡，拖着病軀，攜帶氧氣飛赴長沙與毛澤東商談“四屆人大”人選，決定由鄧小平主持政府工作，並帶病出席“人大”會議，做政府工作報告。“四人幫”搶班奪權的陰謀沒得逞，對住院中的周恩來更加恨之入骨，百般殘害。周恩來忍辱負重與“四人幫”鬥爭。他出席了賀龍骨灰安放儀式，痛苦地表達了沒能保護住老戰友的內疚之情。病危時，他接見老部下，惦念着統一大業，並想到了一切幫助過共產黨、對人民做過有益事情的人們。1976年1月8日，周恩來在北京逝世，終年77歲。他的愛人鄧穎超在他的額頭深情一吻，送走了這位為了中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總理 ^[2-3]  。

演職員表參考資料 ^[4] 

角色介紹參考資料 ^{[3]  [5]  [6-9]  [10]} 

丁蔭楠在1956年見過周恩來總理，後來在“文革”中也多次見到周恩來。但直到1986年，在準備有關係中美建交題材的作品時，丁蔭楠才開始研究周恩來。通過研究，他被周恩來的人格魅力所震撼。在籌備反映中日建交的電影時，他又發現周恩來不僅是表面上的人格魅力，更具有崇高的道德和博愛的精神。因此，他產生了創作衝動，想歌頌周總理作為人的內質。他認為，中國人需要榜樣，如果人人都像周恩來一樣對待人生，無私奉獻，那麼國家會更加欣欣向榮 ^[19]  。

1989年9月，丁蔭楠與劉斯民王鐵成等人討論把周總理的事蹟搬上銀幕。10月，丁蔭楠和劉斯民商定請北廣的教授宋家玲合作創作劇本。12月初，珠影廠的陳健得知丁蔭楠有拍《周恩來》的想法，送給他一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金衝及主編的《周恩來傳》 ^[20]  。

1990年1月，丁蔭楠遇到來珠影開會的廣西電影製片廠的廠長高鴻鵠，丁拍攝《周恩來》的想法與高不謀而合。在高的建議下，丁蔭楠取得了廣電部電影局和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的支持，其後，廣西廠正式籌拍《周恩來》。丁蔭楠請《周恩來傳》的主編金衝及擔任影片的顧問。3月，丁蔭楠、劉斯民和宋家玲成立三人劇本創作小組，相互磋商，由宋家玲執筆。在金衝及幫助下，丁進駐文獻研究室幾十天，研讀了近150萬字的有關材料，訪問了與多年在周恩來身邊工作的秘書、警衞、醫護人員、公務員和親友。4月，宋動手寫劇本內容提綱和初稿，7月下旬完一稿送中央重大歷史題材領導小組審查，按領導意見又修改了三稿。9月底，劇本通過審查。而在創作劇本的同時，由攝影師於小羣為首的劇組人員開始看外景 ^[20-21]  。

丁蔭楠在拍攝《廖承志》時認識了演員王鐵成。在接觸中他發現王鐵成有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特點，特別是王鐵成的眼睛充滿智慧和光芒而又帶一絲憂鬱，這與他心目中的周恩來總理非常接近。於是，他決定請王鐵成主演《周恩來》 ^[22]  。王鐵成看了《孫中山》的錄像帶後，提出三個條件：創作一定要以寫周總理為主；一定要實景實物；五場重頭戲一定要寫足寫好，其餘的編導可以發揮 ^[23]  。

編導們很早就確定下來影片的結構是無中心事件的板塊式、時空交錯結構。影片不表現周恩來某個事蹟或某個階段的活動，而是通過概括他的一生，表現其人格力量，因此影片不追求事件的完整性，而是以人帶事，以人物的內心世界為依據選取典型事件片斷，多層次表現人物最具特性的形象，用感情跌宕去感染觀眾 ^[24]  。

在此基礎上，對於題材取捨問題，他們把感情變化、思緒變化成為推動情節的關節點。根據這一原則，他們把能表現周恩來感情的事摘出來，進行比較，將他們認為最動人的留下來，然後在這些之中再篩選，將某一事件中最動的部分留下來，而將其他去掉。經反覆推敲，確定了十六個情節板塊 ^[24]  。

至於將哪個時空作為“現在時空”，他們設想過幾種方案，最終確定是“文革”。因為“文革”是一段特殊歷史時期，在那十年中，周恩來始終處於各種矛盾的中心，他的作為集中表現了他的信仰堅定、人格偉大 ^[24]  。

該片由同一個演員扮演年齡跨度50餘年的周總理，王鐵成對自己能否像老年消瘦的周總理，心裏沒有底，決定減肥。而化妝師王希鐘不主張一定要減肥，因為王鐵成下頜比周總理窄，減肥後會更顯窄。為增強演員和導演的信心，王希鍾在劇本尚未完成時就着手進行老年周恩來造型的試設計。他按周總理晚年斯的髮型和髮色作了一個假髮，織了一幅老年期的假眉毛。在王鐵成面部採用繪畫化妝法，在面頰兩側用偏冷的綠棕色，在顴骨抹一點淡色，增加清癯的感覺。通過皴染法繪出皮膚的粗糙感和麪部的老年斑。試裝得到導演肯定。在此基礎上，王希鍾帶領團隊進一步修改了假髮、眉毛，為演員雕塑了上頜與下唇，把上頜加厚，人中加長，上唇變薄，從而使演員面頰消瘦，增加老態。由於人隨着年齡增長，上頜在變，周總理越到晚年上頜越凸，人中顯長，上唇變薄，所以化妝師為演員塑了8個模型，從中選出3個表現不同時期年齡變化。周總理下唇較厚，化妝師模仿總理的唇型雕塑了5個模型，從中選出一個較好的，貼在演員嘴唇上。此外，王鐵成鼻翼有漏孔，鼻尖略顯勾，王希鍾用共聚樹脂補平了漏孔的部位。針對片中周總理六個不同年齡段的造型，王希鍾共做了五個假髮，四副假眉，三個不同厚度的上唇零件。為了保證化裝不露破綻，凡是周總理的戲，王希鍾一定在攝影機後觀察，發現問題及時修整 ^[25]  。

該片的周總理生活、工作過的主要場景如中南海、人民大會堂、305醫院等處均在原地進行實景拍攝 ^[2]  。片中所用道具中許多為文物，是周總理生前用過的，服裝中也有數件周總理穿過的原物。桌椅、牀櫃等不僅是原物，而且由當年在周總理身邊工作的衞士、護士親臨現場幫助陳設。為了再現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書房裏的佈置，道具組到豐澤園主席書庫記錄了書架的尺寸、樣式、顏色。因為書房內有17個書架，17架線裝、精裝書，所以道具組製作了400餘套、近300冊線裝書道具，又從中國書店租借了一部分 ^[26]  。

雖然王鐵成在拍攝該片前已經有了十幾年特型表演的積累，但是在每拍一場戲前，他還是要找當時接觸過總理的人進行採訪，不斷修正對人物的理解和體現 ^[27]  。為了演好周總理抱病參加25週年招待會的戲時，王鐵成看了記錄當時情景的錄像至少五六十遍，每天十幾遍，體會在總理出場的三個鏡頭中應該採用什麼外部節奏和心理節奏 ^[28]  。

在拍攝國慶宴會的戲之前，攝製組遇到交通事故，王鐵成摔斷了6根肋骨，需要休養數月，攝製組只能停工。但是王鐵成卻提議半個月後搶拍總理最後一次主持國慶招待會的戲，因為他覺得這種情況下自己更可以體會到總理在生別死離之際會想到什麼。半個月後，王鐵成用數米長的繃帶固定住6根肋骨，拍攝了國慶宴會的鏡頭 ^[29]  。

該片於1991年10月1日全國公映，截止到1991年12月31日，僅以有電影院的城鎮票房收入計算，該片觀眾人次共計一億八千三百三十三萬，票房收入一億一千一百二十六萬元（不包括解放軍部隊和農村放映隊放映的觀眾人次與收入） ^[1]  。另據該片導演丁蔭楠透露，該片最終票房高達2.7億元 ^[30-31]  。

該片是一部電影藝術家們嘔心瀝血用電影藝術再現的歷史，它創造了一個真實深刻、生動感人、心靈豐富的光輝藝術形象，為中國文藝史寫下了一部不朽的史詩。在周總理悼念陳毅同志的戲中，導演的藝術處理和演員真情的表演使觀眾不得不為之淚下，這恰恰證明電影藝術獨特的魅力。編導的藝術創作，特別是王鐵成的演技之所以獲得如此重要的成就，最重要的原因在於他們對再現周恩來心境的分寸感的把握，既遵循了革命現實主義的嚴格規律，而且發揚了電影藝術的特性，用精心選擇的、結構的、真實的畫面再現了特定歷史背景和典型形象的性格 ^[32]  。（原文化部副部長陳荒煤評）

主旋律傳記片往往有兩種偏向：一種是着重表現時代的宏偉氣魄和重大事件，卻把人物淹沒了；另一種偏向是為了把偉人表現得有血有肉，就專門找大人物的凡人瑣事，即所謂人情味，令人受不了。而該片避免了這兩種偏差向，它注意將偉人與歷史的宏偉事件結合在一起，拍得很深沉、真實，紀實性很強，是一部在各方面條件許可的情況下拍攝得令人較滿意的影片。編導的視角和影片主人公的視角結合得比較好。影片的節奏感較好，使觀眾既能沉浸到影片中去，又有思索的間隙，劇情進展令人追着趕着往下看，也不拖沓，使觀眾始終全神貫注地、投入感情地看去下去。影片的音樂在加強氣氛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影片的藝術分感也掌握得合適，沒有過火的地方。王鐵成在片中的演出出神入化，與他的主人公融為一體，表演達到了新高度 ^[9]  。（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研究員戴光晰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