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克柳

周克柳同志系江西于都人，1929年10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3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4年10月參加長征。歷任幹事、副指導員、管理員、股長、科長，師後勤處處長，軍後勤部副部長等職。 戈亞明同志逝世 本報訊 離休幹部、濟南軍區原炮兵司令部副參謀長戈亞明同志（副軍職待遇），因病於2011年11月8日在濟南逝世，享年94歲。 ^[4] 

“我在報紙上看到你們在徵集紅色影像，紀念建黨90週年。在我們這裏有一位可敬的老人，他用一生經歷的磨難和烽火證明了那一代人的努力。”14日，濟南軍區第一干休所政委王者倫致電本報時這樣説。

王者倫所説的人，就是百歲的老紅軍周克柳。6月15日，周克柳家中的客廳裏，一個大大的蛋糕擺在桌子上，全家人依然沉浸在周克柳百歲壽辰的喜悦中。幾位子女、兒媳婦和女婿，爭相回憶老人講述給他們的那些紅色故事。

周克柳的大女兒周海玲説，由於年事已高，老人的大部分時間需要在醫院裏度過。雖然他已經百歲，可每當回憶起那些崢嶸歲月，思路卻格外清晰。

懷揣生死牌 勇走長征路

1929年，周克柳這位出生在江西于都河畔的年輕小夥，投身革命，參加工農紅軍。

“十月裏來秋風涼，中央紅軍遠征忙。星夜渡過於都河，古陵新田打勝仗。”陸定一這首詩中提到的于都河，就是周克柳的家鄉。以于都河為起點，中國共產黨人開始踏上了漫漫長征路。

此前周克柳時常説：“每次回到闊別70多年的故鄉，看到那蜿蜒流淌的于都河，聽到‘嘩嘩’的水流聲，總是心潮澎湃，感慨萬千。”

1934年10月16日傍晚，根據中央命令，紅軍開始強渡于都河，西進北上。當時，周克柳所在營的主要任務是掩護中央機關和紅軍主力部隊渡河西進，以壓制和阻擊敵人的尾追力量，擺脱國民黨的圍追堵截。

從此，周克柳和戰友一起踏上了長征的路途。“當時渡過了20條河，翻越了許多座雪山，老人九死一生。”濟南軍區第一干休所政委王者倫説。

周克柳跟隨毛澤東等領導人的長征，九死一生。1935年7月，中央紅軍正艱難地行進在長征途中。在過草地時，部隊嚴重缺糧。一次，二排戰士採到一大堆野蘑菇回來，煮了一鍋。那天傍晚，周克柳被戰友們拉着坐下一起“嚐嚐鮮”。

吃完後，不知過了多久，全排20多個人都失去了知覺，周克柳也不例外。等炊事班的同志趕來時，以為他們真的死了，就將他們抬到路邊，蓋上幾把野草，算是把他們埋了，還分別在他們頭邊的位置插上塊生死牌。周克柳身邊的牌子上寫着：周克柳，江西于都人，六連戰士。

之後，有後續部隊開過來，其中一位老戰士看見了周克柳的名字，就把草扒開想看看是不是他。這時，周克柳慢慢有了微弱的意識，他努力睜了睜眼睛。原來，周克柳和二排的戰友是吃野蘑菇中毒引起昏厥，但並沒有死。在被老戰友拉起來之後，周克柳將那塊小小的生死牌揣在懷裏，跟隨部隊又踏上了征途。

“紅色管家” 屢屢破難題

在濟南軍區第一干休所為老人舉辦的百歲壽辰慶祝儀式上，老人的兒子周延平按照老人的囑託，繳納了9000元的特殊黨費。“這是老人的意思，‘9’是代表慶祝黨成立90週年。”

周克柳的傳奇一生，與後勤工作密不可分。1936年6月1日，中國抗日紅軍大學在陝北瓦窯堡成立，1937年1月20日遷到延安後改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周克柳從那時開始有了“紅色管家”的身份。

“管家”，在革命年代就是後勤保障，周克柳的後勤工作從一次購買糧袋開始。1937年2月4日，農曆小年，領導交給他一項“特殊任務”———採購糧袋。當時，由於敵人對陝北封鎖嚴密，紅軍後勤供糧十分困難。為了保證部隊打仗時有足夠的糧食，急需一批糧袋。要買大批糧袋，只有到白區去採購，可敵人一道道封鎖線，常常使我軍採購人員空手而歸，甚至有去無回。

接受任務後，周克柳買來長褂禮帽，把自己裝扮成一個商人，越過重重封鎖線，來到西安城。在好心人的指點下，他白天四處採購，晚上躲到戲院聽説書，半夜才回店睡覺，躲過了一次次檢查。經過多日籌措，購齊了糧袋，又幾經周折，周克柳終於將數百個糧袋安全運回目的地。

這項任務順利完成之後不久，周克柳被任命為紅軍大學財務科長。當時，由於國民黨利用國共合作之名，強調“一切統一”，禁止陝甘寧邊區使用工農民主政府印製的“蘇維埃紙幣”。這樣，周克柳所在學校的經費和物資供應就成了極其棘手的問題。

後來，周克柳想出的辦法成為他一生最值得珍藏的紅色回憶。當時為了緩解這種局面，周克柳建議採用寫欠條的辦法到合作社買東西。後來，他又提議把欠條印成欠津貼券，按月發給教職員工，持券可到合作社買物品。他根據當時津貼費的發放標準，親自設計了欠津貼券票樣，由延安廣義書局印製。欠津貼券的內部流通，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教職員工買東西的困難，緩解了學校經費的緊張局面。

從此以後，周克柳與我軍後勤管理工作結下了不解之緣。直到後來的抗美援朝，他一直從事後勤保障工作。

羅瑞卿當“紅娘” 促成紅色伉儷

在周克柳的客廳裏，懸掛着一張黑白雙人照，這是周克柳與愛人封霞光於1951年拍的第一張紀念照，照片中的周克柳長相英俊，妻子封霞光則很秀氣。

兩人的這段姻緣至今讓他們的子女津津樂道，這不僅僅是因為他們在戰火中結成伉儷，更是因為他們的媒人是當時的抗大校長羅瑞卿。

“我母親在年輕時看到紅軍女戰士演出，十分羨慕。她們演出結束後，就上去拽住她們，説自己也要參軍。”周海玲介紹説，在1938年轉入抗日軍政大學女生隊後，封霞光的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

臨近畢業時，女生隊學員都強烈要求到前線去。但學校對女學員定下了分配原則：凡是配偶在學校工作的隨總校遷移到前線，其餘學員留延安二分校。封霞光一聽急了，三番五次找隊領導要求上前線，這可讓領導犯了愁，就把這件事向時任副校長的羅瑞卿同志作了彙報。

聽過彙報後，羅瑞卿突然想起前些日子到下面檢查工作時，對財務科長周克柳的工作十分滿意，隊領導還開玩笑似的對他説，周科長什麼都好，就是還沒找上媳婦，請首長幫助解決。想到這兒，羅瑞卿哈哈大笑説：“這事好辦啊，財務科長周克柳，二十六七歲還沒有對象，小夥子又精神，只要小封同意就可按分配原則辦理，這不就兩全其美了嘛。”當時封霞光只有一個想法，只要能上前線什麼條件都可以答應。就這樣，她帶着“學員封霞光系你部周克柳同志的愛人，現分配你部工作，請接洽。”的介紹信報了到。

就這樣，周克柳、封霞光成了夫妻。後來的日子裏，夫妻二人轉戰多地，在敵機的低飛掃射下屢次逃過劫難。

重重磨難之後，如今的這個家庭已經是四世同堂。數十年來，幾名子女對於兩位老人的勤儉家風印象深刻。周克柳戎馬一生，離休後始終保持着一個老紅軍戰士艱苦樸素的本色，只要力所能及的事情，從不願麻煩單位和組織。1998年，組織上為周克柳配了專車。但他除了去醫院和到社會上參加公益活動外，其他場合很少用車，子女有時想用一下也不行。“父親用自己的言行教育晚輩，儘量不要麻煩公家。”周延平説。(記者 董釗) ^[1] 

在長征之初，我在少共國際師45團2營營部任管理員。在行軍中，我營突然接到“掩護中央機關和紅軍主力部隊渡湘江”的命令。我們全營在湘江邊與敵人激戰30多個小時後，中央機關和主力部隊大部分人員已渡過湘江。

這時，營長周尚言命令我：“你立即組織全營後勤人員和重機槍班先過江，我帶幾名戰士打掩護。”我想，全營數百人不能沒有指揮員，我堅持讓營長帶機槍班先走。營長馬上澄起眼睛，大聲喝道：“趕快行動，這是命令！”於是我迅速組織全營後勤人員渡江。此時天已漸漸黑了，尾追的敵人更加瘋狂了。在周營長的掩護下，我帶着7名戰士終於衝出重圍，渡過了湘江。

槍聲遠去了，大部隊早已不知去向，中央機關也毫無蹤影。回頭望去，二營陣地已化為一片火海，營長他們都曬性了。當時天氣寒冷，我們缺糧少衣，有幾個小戰士因為飲餓，暈倒過去，我便和幾個年齡大一點的換扶着他們尋找大部隊。走了兩天時間，總算趕上了中央紅軍第三軍團司令部，我們被編在司令部警衞連。

遵義會議後，部隊進行整編，我被編到紅一軍團教導營任管理員。一次，路過一個少數民族地區，我帶一個排上山打野牛充饃，野牛沒找到，倒是採回了一大堆野蘑菇。餛餓已久的戰士們匆匆將野蘑菇煮一下就大吃起來，當時我也吃了幾口，不一會兒就感到頭暈目炫。看看四周，二十幾名戰友大多已暈倒在地。“不好，中毒了！”當時我還沒來得及呼救完就不省人事了。後來聽説，人們以為我們已經死了，就把我們抬到路旁，並在我身邊插上一個標有“周克柳，江西于都人”的木標。不知過了多久，我慢慢地甦醒了，艱難地爬起來，戰友們也先後“活”了過來。就這樣，我和戰友們算是躲過一劫。一次過草地時，有的戰士餓得連腰都挺不起來，只有掛着棍子一拐一顛地跟着前進。有時眼看着身邊的戰友倒下了，自己卻連扶一把的力量也沒有。一位叫黃星的戰友，倒下後已經被雜草掩埋了，我把他從泥草中拉出來，我們艱難地擦扶着，竟奇蹟般走到了陝北。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