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大鈞

北宋嘉祐二年（1059年），呂大鈞中進士，被授予秦州（今甘肅天水）司理參軍，後任延州（今陝西延安）監折博務、三原知縣、後供（今福建福州）知縣等職。

當被薦知涇陽時，父呂齎病逝，他趕回奔喪。三年喪期滿後，呂大鈞自以為學識尚淺，於是他邊辭官回到藍田，開始傳授張載學説，以“教化人才，變化風俗”為己任。

經過呂大鈞多年努力，“關中風俗為之一變”。後來許多大臣都推舉呂大鈞為王宮教授，呂大鈞不負重望，特寫了《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論》獻上，文中描繪了建立“外無異人，旁無四鄰，無寇賊可御，無閭里可親”的共和大家庭的構思。不久擔任鳳翔船務官和制改宣議郎等職。

元豐年間（1078-1080），時值宋朝用兵西夏，呂大鈞是富延（今陝西富縣至延安一帶）轉運司副使。一次，種諤率兵已出塞外，可軍需還沒有接上，轉運使李稷恐受軍法，打算回安定（今陝北王家堡一帶）取糧草，就派呂大鈞向種諤請示，種諤得知後，怒道：“吾受命將兵，安知糧道，萬一不繼，召稷來，與一劍耳。”呂大鈞替李稷求情，種諤聽了呂大鈞的解釋，表示理解，但嘴上卻説：“君欲以此報稷，先稷受禍矣！”呂大鈞生氣地説：“你以為這些話就能嚇倒我嗎？我奉命前來向你請示，你把我殺了，我毫無怨言，惟恐你會因此而受過。”種諤見呂大鈞剛直不阿，只好同意呂大鈞的意見，這才允許李稷免受處置。時間不長，呂大鈞就在任上病逝，時年五十二歲。

呂大鈞和張載為同科進士，得知張載學識淵博，便第一個拜張載為師，隨之帶動關中學者趨向張載求學，一時橫渠聞名於世，形成“關學之盛，不下洛學”的局面。很少有人能將張載所授的融會貫通，唯有呂大鈞不畏人言，躬行儒家”仁愛“禮教，以先生法度為準繩，並能將所學知識用到日常生活中。其父呂齎的喪事，呂大鈞等活動中。堅決拋棄陳規陋習。張載是宋代理學大師，也是關學的創始人，而關學的特點之一就是十分重視“禮”，強調“通經致用”“躬行禮教”。呂大鈞將關學這個特點發揚光大。

呂大鈞為人質厚剛正，重視禮儀，最大的貢獻的就是改變以往“禮不下庶人”的傳統，在關中創建《呂氏鄉約》，推行禮儀，建立起中國最早的鄉村自治制度。熙寧三年（1070年），王安石在全國推行保甲法。這種以國家權力直接控制鄉村為目標的保甲法，遭到了蘇軾、司馬光等人的反對。但蘇軾、司馬光也沒有提出什麼具體的辦法替代保甲法。在這個情形下，熙寧九年（1076年），呂大鈞和他的兄弟，一起討論，撰寫了《呂氏鄉約》一書，並在家鄉藍田建立鄉約組織，以迴應王安石的保甲法。

《呂氏鄉約》主要提出 “德業相勵，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四大章。經過推行，對改化關中風俗起到了實際功效，扭轉了漢魏以來佛學盛行，造成儒家禮教衰敗的混亂局面，起了決定性積極作用。

範育：①誠德君子。②君性純厚易直，強明正亮，所行不二於心，所知不二於行。其學以孔子下學上達之心立其志，以孟子集義之功養其德，以顏子克己復禮之用厲其行，其要歸之誠明不息，不為眾人沮之而疑，小辨奪之而屈，勢利劫之而回，知力窮之而止。其自任以聖賢之重如此。（《呂和叔墓表》） ^[6] 

張載高興地説：“秦俗之化，和叔有力”。

程頤也稱：“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

朱熹稱《呂氏鄉約》“今為令甲”。

《宋元學案·呂範諸儒學案》：於橫渠為同年友，心悦而好之，遂執弟子禮，於是學者靡然知所趨向。橫渠之教，以禮為先。先生條為鄉約，關中風俗，為之一變。 ^[4] 

《宋史》：大鈞從張載學，能守其師説而踐履之。居父喪，衰麻葬祭，一本於禮。後乃行於冠昏、膳飲、慶弔之間，節文粲然可觀，關中化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此始，悉撰次為圖籍，可見於用。雖皆本於載，而能自信力行，載每嘆其勇為不可及。 ^[5] 

著作有《四書注》《誠德集》《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論》等。

呂氏先祖為汲郡（今河南省衞輝市）人，後遷居京兆藍田（今西安市藍田縣）。 ^[1] 

（以上參考資料） ^{[1-3]  [7]} 

《宋史·卷三百四十·列傳第九十九》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