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教育思想

主要包括有關教育的作用和目的、教學和學習、德育和修養，教師和師生關係等方面的論述。儒家教育思想是以孔子教育思想為源頭，並在繼承和發展的過程中逐步豐富、完善起來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和教學的規律，成為中國古代教育思想的寶貴遺產，不僅在中國教育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且在世界教育史上也久負盛譽。

儒家普遍重視教育的社會作用。孔子是最早從教育與政治、經濟的關係的角度來論述教育作用的教育家。他認為“庶”、“富”、“教”是治國的三個基本條件；指出通過教育傳播道德倫理比國家的政令、刑法更為重要和有效，前者可使民眾“有恥且格”，後者只能使“民免而無恥”（《論語·為政》）。孟子認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孟子·盡心上》）。《禮記·學記》則以高度概括的語言闡述了教育的社會功能為“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儒家還通過研究人性及其與教育的關係，探討教育在人的發展中的作用。孔子以“性相近”論首先肯定了教育在人的發展中的決定作用，孟子、荀子雖在人性的善惡問題上立論相異，但對後天的學習和教育的重視方面又顯然是異途同歸。（見變化氣質説、學以成才説）

儒家在教育實踐中都重視教育的目的，因為它對教育的性質、內容和途徑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孔子認為教育的目的是培養修己安人、修己治人的士或君子。他的學生子夏概括為學而優則仕。孟子明確提出教育的目的在於“明人倫”，主張“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見明倫説）。《大學》總結了春秋戰國以來儒家的教育思想，把教育目的概括為：“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這後來成了整個封建社會教育的指導方針和根本目的。（見讀書明理説、有教無美説）

儒家通常把教學具體概括為“學”、“思”、“行”三個互相聯繫的基本環節。《中庸》進一步具體化為“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等五個步驟，其基本思想是完全一致的。這裏的學、思、行或學、問、思、辨、行，都是在教師指導下學生的學習過程，體現了儒家對教學的規律性認識。孔子以來的許多教育家都詳細探討如何學習，然後由學而論教，強調教的方法要從學的方法出發，教師要在學生的學習過程中發揮指導作用。

儒家在教學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許多很有價值的教學原則和方法。如：①因材施教。孔子是最早注意到教學中的教學要求與教學對象不同特點的矛盾，並實行針對性教學的教育家。朱熹總結説：“夫子教人各因其材。”《學記》主張“長善救失”，強調在瞭解學生特點的基礎上因材施教，進一步深化了這一原則（見因材施教説）。②啓發誘導。孔子最早提出並實行了啓發式教學：“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論語·述而》）《學記》對啓發式教學做了理論上的概括：“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③學思並重。孔子提出學思並重的思想，認為“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為政》），成為儒家一致贊同和普遍遵循的原則。後來王夫之全面發揮孔子的思想，指出：“學非有礙於思，而學愈博則思愈遠；思正有功於學，而思之困則學必勤。”（《船山遺書·四書訓義》）④循序漸進。孔子在教學中注意“循循然善誘人”（《論語·子罕》），孟子主張“盈科而後進”（《孟子·離婁下》），《學記》強調“學不躐等”、“不陵節而施”等，都是説教學要循序漸進的意思。⑤由博返約。儒家非常重視博學，又強調用一貫之道去駕馭廣博的知識。孔子主張：“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論語·雍也》）孟子也説：“博學而詳説之，將以反説約也。”（《孟子·離婁下》）

儒家在教學中注重對學生進行學習指導。在這方面提出的要求主要有：①虛心好學。孔子認為在學習時要養成實事求是、嚴肅認真的態度，做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論語·為政》）。“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論語·泰伯》）。張載提出為學的要義在“盡心”，“盡心”的功夫在於虛心，虛心然後能“盡心”。②專心致志。孟子曾以學奕為例，説明學習要專心的重要性。董仲舒為了集中精力學習，竟至“三年不窺園”。他説：“目不能二視，耳不能二聽，手不能二事。一手畫方，一手畫圓，莫能成。”（《春秋繁露》）③持之以恆。孔子以為山作譬，提醒學生不要“功虧一簣”。他説：“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論語·子罕》）孟子以掘井為例，強調學習要有恆心：“譬如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孟子·盡心上》）④學以致用。學習的最終目的在於致用，孔子強調指出：“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東漢的王充針對當時“食古不化”的學風提出“貴用”的主張。他説：“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即徒誦讀，讀詩諷術，雖千篇以上，鸚鵡能言之類也。”（《論衡·超奇》）（見學以致用説）

儒家的教育思想是以道德教育為中心的，在孔子看來，“據於德”方能“遊於藝”，“行有餘力”而後“則以學文”。在孔子重視德育的思想影響下，儒家形成了以德育為中心的教育體系，這是中國教育傳統中有別於西方各國的教育的重要特點。

儒家大致將德育過程劃分為知、情、意、行四個階段。孔子就要求學生要有道德認識，要知仁、知禮、知道；強調陶冶學生的道德情感，“能好人，能惡人”，“好仁者，惡不仁者”（《論語·里仁》）；重視道德意志的培養和道德行為的訓練；要有“守死善道”，“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朝聞道，夕死可矣”的精神，做到“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同上）。後世儒家基本上都是循此進行德育的。如王夫之就將知、情、意、行看做德育過程的統一整體，強調要勉勉孜孜為格物致知之學，擇之精，語之詳，行於君臣親友喜怒哀樂之間；志一動氣，無審慮卻（後）顧，然後道益明，德可據。假若感到“時未至，理未協，情未感，力未贍”，只好“俟之他日”，既不能以行代知，也不能“離行而言知”（《尚書引義》卷三）。

儒家在德育實踐中總結出一些很有見地的德育原則和方法。主要有：①因人施教。除孔子外，明清之際的王夫之也要求教師根據學生的不同而有針對性地施教，説：“教思之無窮也，必知其人德性之長而利導之，尤必知其人氣質之偏而變化之。”（《四書訓義》卷十五）②以身作則。孔子説：“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論語·子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同上）這些話，對德育者尤具啓發。王夫之認為，教師的“躬行倡導”在德育中有獨特的作用：“孝弟者，生於人之心，而不可以言喻者也。講求真理，則迂闊而辭不能達，科以為教，則飾行而非其自得，故先王所以化成天下者，惟躬行而使人之自生其心，則不待言孝弟而已眾著之矣。”（《禮記章句》卷八）③知行一致。孔子在德育中堅持知行一致的標準。他説：“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論語·公冶長》）。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又説：“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論語·里仁》）意即衡量一個人的道德修養如何，不能只憑他説得怎麼樣，首先要看他做得怎麼樣，必須在德育過程和德育評價中堅持知行一致的原則。④預防為主。孔子非常注意在德育中以預防為主。他説：“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中庸》繼承了這種思想，認為“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學記》則將這種思想加以理論化，並明確地作為大學的教育原則之一，謂：“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還從反面總結了由於違反這個原則所帶來的危害，“發然後禁，則扦格而不勝”。從此，預防為主就成為儒家德育思想史上的優良傳統之一。⑤蒙以養正。孔子提出的“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孔子家語》），對後世德育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顏之推就強調對兒童進行早期德育的重要性：“人在少年，神情未定，所與款狎，燻漬陶染，言笑舉動，無心於學。潛移暗化，自然似之。”（《顏氏家訓·慕賢》）王夫之也主張“習於童蒙”，並提出了“蒙以養正”的早期德育觀點。

儒家重視在德育中加強對學生自我修養的全面指導。主要是要求學生做到如下幾點：①立志樂道。孔子強調要“立志於道”，甚至於“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里仁》）。孟子主張“持志”、　“養氣”，把“志”與“氣”結合起來。徐斡認為“雖有天才，而無其志，亦不能興其功也。……故君子必立其志”（《中論·治學》）。②克己內省。孔子在德育中特別強調要從自我做起，然後推己及人。一方面要自我省察，“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論語·里仁》）。另一方面要嚴格進行自我剋制，做到克己復禮。《大學》提出慎獨的修養方法，也就是要求自我省察，自我剋制，在個人獨處時也能自覺遵守道德準則和規範。③改過遷善。孔子主張“過則無憚改”（《論語·學而》），提倡“不二過”（《論語·雍也》）；孟子嘉許“聞過則喜”、“見善則遷”的精神。徐幹也很重視改過遷善，他説：“才敏過人，未足貴也。君子所貴者，遷善懼其不及，改過惡其有餘。”（《中論·虛道》）④善擇益友。孔子對交友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認識，他曾説：“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論語·顏淵》）主張：“友其士之仁者。”（《論語·衞靈公》）《學記》進而將之概括為大學的教育原則之一：“相觀而善之謂摩”，並且還從反面指出獨學無友和交壞朋友的危害，以警醒人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闢廢其學。”

儒家絕大多數都直接從事教育、教學工作。他們結合切身體會對教師和師生的關係問題所做的論述都是很深刻的（見師道論）。

儒家普遍重視教師的地位和作用，這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個優良傳統。荀子首次將天、地、君、親、師並列起來，提到同樣崇高的地位，並認為是否重視教師的地位與國家的興衰存亡關係極為密切。“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傅。……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傅。”（《荀子·大略》）。《學記》進一步肯定了教師的地位和作用，明確提出“師嚴道尊”的思想：“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屍，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見尊師重道）

儒家認為教師應具備一定條件和修養。孔子認為教師應具備“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精神。荀子要求教師“尊嚴而憚”、“耆艾而信”，“誦説而不陵不犯”、“知微而論”，條件明確而嚴格。《學記》提出：“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韓愈認為教師首先應是“聞道在先”，然後還要“術業有專攻”，才能勝任“傳道、授業、解惑”（《昌黎先生集·師説》）的職責。

儒家認為尊師愛生是建立良好師生關係的基礎。孔子對學生滿腔熱情，無私無隱，誨人不倦，受到學生尊敬和愛戴，甚至在他死後，其弟子均服喪三年，子貢守墓達六年，可見其師生感情之深。孟子曾感嘆過：“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孫丑上》）宋代朱熹也以教為樂，“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脱然沈痾之去體”（黃勉齋：《朱子行狀》）。他去世時，官方曾嚴加監視，不讓送葬，但四方弟子不避風險前來者仍及千人之多。

儒家認為教與學的關係是相互促進的，並進而提出教學相長的命題。孔子認為“後生可畏”，肯定學生可以啓發教師，坦然承認“起予者，商也”（《論語·八佾》），提倡學生“當仁不讓於師”（《論語·衞靈公》）。荀子則提出“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荀子·勸學》）的命題。《學記》明確而系統地論述了教學相長的思想，“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唐代韓愈主張“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昌黎先生集·師説》），也包含着教師可以向學生學習的意思。此後，柳宗元曾更明確地提出“交以為師”的主張；王夫之甚至主張把師生關係變成朋友關係，互相學習，共同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