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是真的

農場知青李小璋本可以按政策上調回城，但他的名額卻被某幹部子弟擠佔。李小璋的女友已回城當工人，且已有孕，但他們的婚事卻因李的不能回城而遭女方父母的反對。李在焦急無奈間，偶然在劇場門口聽到話劇團趙團長、文化局孫局長和組織部錢處長的談話，便冒充中紀委“張老”的兒子“張小理”，並很快取得了上述三人的信任。因錢處長之夫市委書記吳某與“張老”是老戰友，“張小理”便住進了吳家。由於趙、錢、孫、吳都有求於這位張公子，故對他提出的要把“好友李小璋”從農場調回的事十分熱心，在吳書記違反“暫停上調”的規定親自批條後，農場鄭場長向中紀委舉報了此事，“張老”親往調查，揭穿了李小璋的騙局。李在法庭上説：“我錯就錯在是個假的，假如我是真的，那我所做的一切就都會是合法的。” ^[7] 

沙葉新自述創作《假如我是真的》的過程：“那時，社會上流行着一個故事，就是有一個騙子，小青年，他冒充自己是將軍李達的孩子，然後他就在上海行騙，很多人都被他騙了。打倒‘四人幫’之後，很快地幹部層面的不正之風就已經冒頭。比如搞特權、想把自己的孩子從鄉下調回來、增加自己的房屋面積、開後門這些現象已經有了，但是跟現在的腐化沒法比。其實故事的戲劇性，就在於小騙子説自己是高幹子弟，很多人就拍他馬屁。他利用這些人的私慾，和他們做交易。這個人聰明絕頂，二十多歲，我見過他，在監獄裏。經過採訪後，我就和我的二位合作者躲在無錫話劇團的團部那裏寫，因為這樣可以減少干擾，比較安靜。我們很快就寫好了，三個星期就寫好了吧。我和另外兩個人一起寫，一位叫李守成，一位叫姚明德，主要是我執筆。” ^[6] 

吳書記在李小璋對其行騙過程中暴露出了他的特權思想、施政無方和治家不嚴等問題。作為黨在一個城市的一把手，相比於貫徹中央方針政策和發展地方社會經濟，吳書記更看重享受大權集於一身的感覺和維護官場當中的人際關係。他愛喝茅台酒，出門有專車，開會坐飛機，而且要到黃山這樣的風景名勝區去開會。在20世紀70年代末的中國，一般羣眾騎自行車都是享受，出遠門到別的地方要開介紹信。市委書記和羣眾之間的鴻溝就這樣暴露出來，但是吳書記並沒有因此而感到不安，心安理得地接受了。

吳書記在知青回城的政策上，是“一會兒緊，一會兒松；一會兒放，一會兒收”。這樣政策的不斷變化給某些走後門鑽空子的人留下了空間。吳書記不認真執行貫徹中央的政策，不依法依規，使某些人倚仗權力尋租“撈”知青回城。這種政策的朝令夕改，既説明他在管理該市上沒有紮實、穩健的領導力和對知青羣體的真正關懷，也反映了他本人性格上的軟弱，也就從側面印證了他容易受到家人的拖累而被腐敗侵蝕。 ^[5] 

他是一個堅持原則的共產黨人，他批判了李小璋醜惡的行騙思想邏輯，指出李小璋的惡劣行徑已經構成了犯罪，但仍抱着“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心態為李小璋辯護，批評了吳書記不應該對老戰友徇私，批評了錢處長、孫局長、趙團長違反人民的利益，謀取個人私利的錯誤行為。 ^[4] 

鄭場長是一個一心要把農場建設好的幹部形象。他對搞特權者開後門、抽調青年職工造成“回城風”，破壞農場建設的錯誤行為感到憤怒；又由於他的處境困難，無法抵制這些錯誤行為而感到苦悶、痛心。他以熱愛農場工作的精神，感動了想借故請假離開農場的青年職工，撕掉了請假條，以支持他的工作。他最終鼓起勇氣，給中紀委寫了一封舉報信，使李小璋的上調騙局功虧一簣。 ^[4] 

孫局長是一個滿口掛着革命詞句，追逐個人私利的偽君子。他身在無產階級革命隊伍裏，卻搞的是資產階級政客的“關係學”。他抬轎子，吹喇叭，上下敷衍，八面討好。但他還不是不可救藥的，當他做一些違背原則的事情時，還怕“影響不好”，有那麼一點點羞惡之心。 ^[4] 

《假如我是真的》顯然是一出社會諷刺劇，作者巧妙地通過李小璋的行騙和被戳穿的過程，對幹部中存在的特權現象予以無情地剖析和辛辣地嘲笑，展現出較高的喜劇才能。作者通過一系列的情節安排、戲劇手段和人物語言來達到強烈的諷刺效果。比如，一開始李小璋無意行騙，並沒有一套完整的行騙計劃，甚至也沒有立即想到要通過詐騙來達到從農場調回城裏的目的，他起初只是為了騙得兩張戲票。但開始行動後，他的騙局竟連連成功，而且看來簡直是輕而易舉，根本不用精心謀劃，只要順水推舟就行了。他成功的關鍵是他掌握了特權階層的弱點和他們的交往原則、交往語言，這不僅反映了現實社會普遍存在的特權現象，而且尖鋭地揭示了以權謀私、相互利用的腐敗之風的危害性。作者還設計了一些細節來增強諷刺和喜劇效果，一瓶由李小璋灌製的假茅台酒，在這個特權圈子裏幾經輾轉，最後竟又回到了他的手中。這一細節的設計，既符合現實主義戲劇道具設置的經典規範，即一個道具應該貫徹劇情的始終，又賦予道具巧妙的象徵意味，可以説這瓶假酒就是特權人羣的交往規範和交往實質的集中體現，其中濃縮了豐富的喜劇因素和諷刺意味。另外，劇本還讓李小璋在騙局被揭穿後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他的一句辯護詞——“假如我是真的”，道出了那種社會特權現象的實質，更增加了劇本的諷刺效果。

沙葉新的話劇創作無論是現實題材還是歷史題材，總是堅持現實主義手法來進行創作，總懷着強烈的社會責任心和歷史使命感，站在人民的立場，對社會存在的一些弊端作出強烈的抨擊。該劇雖然指責李小璋如何行騙，但其實質卻是指向社會中存在的種種問題，諸如法制的不健全、民主權利的被剝奪和社會中的某些腐敗現象等等。看了此劇，觀眾都會不約而同地問：假如李小璋果真是某某首長的兒子，那一切不就是順理成章了嗎？這不能不引起人們對社會現實更深層次的思考。所以沙劇是為時為事而作，在歷史、現實與未來的聯繫中，表現時代生活中的重要課題，力圖通過藝術推動生活前進。他的《陳毅市長》是告訴人們應該怎樣，而《假如我是真的》是告訴人們不該怎樣。 ^[7] 

該劇於1979年在上海演出後即引起爭議。1980年初，由中國戲劇家協會、中國作家協會和中國電影家協會在北京聯合召開的劇本創作座談會着重討論了該劇，既肯定其積極意義，又指出其在思想藝術上的重大缺陷。此後，該劇被“軟禁”。 ^{[4]  [6]} 

1981年8月21日，由該劇改編的電影《假如我是真的》在中國台灣上映。 ^[1] 

作家巴金：我沒有看過戲，但是我讀過劇本，我不僅同情小騙子，我也同情受騙的人。我認為應當受到譴責的是我們的社會風氣。話劇雖然不成熟，有缺點，像“活報劇”，但是它鞭笞了不正之風，批判了特權思想，像一瓢涼水潑在大家發熱發昏的頭上，它的上演會起到好的作用。 ^[3] 

沙葉新（1939年—2018年7月26日），回族，江蘇南京人，中共黨員，國家一級編劇。1963年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研究班。歷任上海人民藝術劇院編劇、院長、顧問。1956年開始發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沙葉新劇作選》《耶穌·孔子·披頭士列儂》《精神家園》《閲世戲言》《自由的笑聲》等。曾獲上海優秀劇本獎、《十月》獎、文化部優秀劇目獎。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