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麗莎白·維吉尼亞·華萊士·杜魯門

貝絲·杜魯門，美國第一夫人，1885年出生。貝絲·杜魯門來自美國獨立鎮的一個顯赫家族，她總是身着最流行的服裝，在學校讀書時成績優異，擅長多項體育活動，是標準的“萬人迷”。

美國第33任總統哈里·杜魯門可以説是美國曆史上最為兒女情長的總統，他和妻子貝絲·華萊士·杜魯門長達半個世紀的愛情故事常為人們所稱道。無論人生路途如何坎坷，無論政治生涯如何起伏，對於杜魯門來説，對愛妻的愛則永恆不變。杜魯門總統博物館兼圖書館曾公開展出杜魯門一生中寫給貝絲的多達上千封情書，人們可以親眼看到這位美國前總統對愛妻的那份濃情厚意。

伊麗莎白·弗吉尼亞·華萊士和哈里·S·杜魯門都出生於密蘇里州的獨立城。貝絲——她在家裏的稱呼——1885年2月13日出生。她的父母戴維·威洛克·華萊士和馬奇·蓋茨·華萊士有四個孩子。她的祖父是個麪粉商，也是當地最富有的人之一。

哈里1890年在長老會教區的星期日學校第一次見到貝絲。正如他後來所回憶的，他當時六歲，而她是個“長着金色鬈髮的五歲小女孩”。“我第一眼就被她的可愛給迷住了，並且一直都愛着她。”從此以後，哈里就替小貝絲背書包回家。有一次，他甚至專門為貝絲進行了即興鋼琴演奏會。哈里後來回憶道：“上六年級和七年級時，她就坐在我的身邊，對我來説，她就是世界上最美麗的最可愛的人。”

貝絲是個漂亮的喜愛運動的姑娘。她做田徑運動鍛鍊，網球打得和棒球一樣好，並且是個出色的騎手。她喜歡消遣娛樂和大型社交活動。她身邊總是圍滿了追求者。近視、瘦弱、靦腆的哈里根本沒有機會接近這樣一位姑娘。1901年，當他們從一起就讀的高中畢業時，他們走上了不同的生活道路。哈里去堪薩斯城找工作。他從事過不同的工作。

1906年的一天，哈里騎馬走了30多公里去看望他姨媽埃拉·諾蘭。埃拉請她侄子給貝絲的母親帶回一托盤糕點。哈里遲遲未到。當他最終回來時，他非常激動，他遇見了貝絲，並與她進行了長時間的親密談話。從此之後，他們更頻繁地約會起來並開始互相寫信。這種通信往來一直持續了十多年。

貝絲的母親並沒有把哈里看做她未來的女婿。杜魯門全力以赴，儘可能多地掙錢，以顯示自己是個能養活貝絲和得到她母親肯定的有成就的人。1903年，貝絲的父親自殺身亡。貝絲忍受着這一悲劇的痛苦，但從不提及此事。當多年之後杜魯門的女兒瑪格麗特知道她外公是自殺而詢問父親時，他大聲吼道：“永遠別向你媽媽説這件事。”瑪格麗特認為，貝絲父親之死對貝絲的婚姻觀有着巨大的影響。她開始尋找一個她所信賴和能夠保障她前途的人。

作為家中的長女，她當時18歲，必須幫助母親。在此期間，哈里在一家農莊工作，1914年他買下了一輛斯達福特牌舊汽車，並開車去與貝絲約會，他希望用汽車給她和她母親留個好印象。可是貝絲並不急於結婚。顯而易見，她在等待着更佳的候選人。

哈里在1911年已經給她寫過一封求婚信。雖然他遭到了拒絕，但他沒有灰心喪氣。漸漸地，他贏得了貝絲的同情。先是她接受了他的一張照片。後來她便經常請他星期天去看望她。貝絲也去位於格蘭維夫的農莊去看望他，他們在那兒散步或釣魚。1913年11月，她給他一張她的照片並保證説，假如有一天她要結婚的話，就只嫁給他。儘管他知道那個“非正式婚約”不一定就意味着她真的想結婚，但他還是在一封信中自信地寫道：“和一個野心勃勃想當蒙大拿州州長和美國總統的農莊主訂婚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呢？”

當杜魯門的經濟狀況改觀時，他於1917年夏天又一次向貝絲求婚，這次他成功了。貝絲請求她母親把訂婚的消息正式公佈。訂婚典禮在美國即將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舉行。不久，哈里被徵入伍並且被送往法國前線。他帶走了一張貝絲的照片和六副眼鏡。他的視力很弱，不戴眼鏡就根本看不清楚。她在照片上寫道：“願這張照片把你從法國平安地帶回家——貝絲。”杜魯門一生都認為貝絲不想和他在戰爭結束之前結婚，因為她擔心成為寡婦。

哈里當上了少校，從戰爭中回來了，通往婚禮聖壇的道路上再也沒有什麼障礙了。他們於1919年6月28日——凡爾賽條約簽署的那一天——在獨立城的“三位一體”聖公會教堂結為夫妻。他們去芝加哥、底特律和休倫港做短暫的新婚旅行。作為從最貧窮省份來的人，他們對這些大城市留下了強烈的印象。回來之後，他們把家安在了獨立城的北德拉瓦爾大街219號一套有17間房子的住宅裏，貝絲從1904年起就住在這裏，這也是她直到生命結束惟一留下的一套住宅。哈里和貝絲從相識到結婚已經29年。結婚那一天他35歲，她是34歲。為什麼她把婚禮推遲了這麼長時間，還不大清楚。他倆認為這是他們的私事，並且從來不公開談及此事。

1919年，杜魯門和一位熟人在堪薩斯城共同開辦了一家男子時髦服飾用品商店。貝絲幫助丈夫料理營業事務。她負責記賬和招徠顧客。但是這個商店經營不好，杜魯門只好在1922年把它關掉了。

1924年2月17日，在貝絲39歲時生下了一個女兒，他們給她起名瑪格麗特，並叫她瑪麗。瑪麗繼承了她父親的音樂天賦。她後來成了歌唱家，但在評論界沒有獲得多大的好評。

杜魯門開始對政治發生興趣。他逐漸地爭取當上政治領導人。1934年，他在華盛頓想為密蘇里州在參議院謀取一個職位。貝絲參與了競選並忠心支持她的丈夫。她和他一起登上講台，但自己從來不發一言。在大庭廣眾之下她感到不自在。

1935年1月，杜魯門作為參議員在華盛頓佔據了一席之地，一直到1953年1月，他在華盛頓住了18年。貝絲不喜歡華盛頓。她説這是個“寒冷的東方城市”。在她看來，位於蒂爾登花園的五居室住宅與她留在獨立城的那套大房子相比總是太小。

杜魯門參議員的每年1萬美元的薪俸不足以支付他們的家政支出，因此，杜魯門安排他妻子當秘書，年薪4500美元。這給他招來了任人唯親的罵名。對這一指責，他公開予以堅決地駁斥，他強調説，貝絲是由於受聘和工作才掙得這樣一份薪金的。貝絲幫助杜魯門起草演講稿，為他管理來往信件，在其他許多由參議員身份帶來的事務上支持他。杜魯門經常與妻子商議政治問題，當他成為總統以後，他也承認在重大決定方面徵求過她的建議。

1944年，民主黨提請杜魯門為副總統候選人。但他拒絕了並且明確表示：“我就這個議題同貝絲交談過。”任憑怎麼勸説都無濟於事，只是由於富蘭克林·羅斯福親自施加壓力，杜魯門才改變了他的決定。在民主黨黨員代表大會上杜魯門被提名為副總統候選人，他請他妻子登上講台，讓她感謝代表們的掌聲。當貝絲看到歡欣鼓舞的代表們時，她低聲告訴丈夫説：“我們的全部餘生就都得忍受現在這種狀況嗎？”

一天，貝絲在堪薩斯城的一家商店購物。一個女人認出了她並喊道：“這是杜魯門夫人！”另一個女人和她攀談起來，並且挑剔地評論起副總統候選人夫人衣着的風格和方式來了。貝絲生氣地回答道：“副總統候選人夫人就得打扮得像個女王一樣嗎？”令記者們感到遺憾的是，貝絲試圖防止華盛頓的流言飛語和避免在公開場合惹人注目。所以，哪怕是小小的醜聞也與她沒有粘連。1945年，當杜魯門成為副總統時，杜魯門一家拒絕搬進更豪華、更富麗堂皇的官邸，儘管副總統有權利享受這座官邸。

儘管如此，他們的生活方式還是完全改變了。雖然杜魯門不屬於富蘭克林·德蘭諾·羅斯福總統的親近顧問圈子，並不把重要的國家事務透露給他，但至少杜魯門一家的社會地位得到了改變。他們被當做貴賓請去參加許多招待會、晚餐和雞尾酒會。這就形成了這種狀況：他們一天當中要走馬燈似的出席三個或四個不同的招待會。哈里不喜歡這樣，貝絲就更甚了。

一天晚上，杜魯門參加一個在國家新聞俱樂部舉行的招待會。因為記者們知道他會彈鋼琴，他們就請他一展身手。當杜魯門坐在鋼琴旁時，一位好萊塢的年輕女演員勞倫·巴考爾擠過去坐在鋼琴上並擺好姿勢讓攝影師們拍照。第二天，全美國的新聞媒體都發表了這張照片。好事的記者們想知道他妻子對這張照片有何看法，並且得到了答案：“貝絲説，是我停止彈琴的時候了。”

在那個值得紀念的1945年4月12日，貝絲正和女兒瑪格麗特在家裏。她正在換衣服準備出席一個招待會，這時她丈夫從白宮打來電話，把羅斯福總統逝世的消息告訴了她。貝絲嚎啕大哭起來。當她恢復鎮靜時，她請女兒取消參加招待會。哈里想讓貝絲和瑪麗在他宣誓就任美國第33任總統時站在他身邊。

這時，記者們已經聚集在杜魯門家的門前。警衞人員帶着貝絲和瑪格麗特從後門走出，以避免與新聞記者們相遇。但是記者們沒有上當。當貝絲和瑪麗走出門時，閃光燈頓時亮成一片。這正是貝絲所不喜歡的，但是在以後的八年中她必須要習慣於此。

宣誓就職儀式很短暫。當杜魯門一家回到家時，鄰居們都跑了過來。他們為杜魯門一家做好了晚飯，就像是準備“葬禮”後筵席一樣。出於安全的考慮，杜魯門和家人搬到了白宮附近的“布萊爾宮”，直到埃莉諾·羅斯福最終搬出白宮為止。

杜魯門全家住入白宮後不久，羅斯福的一個孫子，一個名叫約翰尼·貝廷格的年輕小夥子來到了他們這裏。他來這裏是為了拿他在看望祖父母時遺忘的東西。杜魯門幫他尋找東西。當他們往貝絲的櫃子裏看時，這個年輕人喊了起來：“這和我奶奶的櫃子裏是一樣地亂七八糟！”從此以後，每當貝絲催促他把他的櫃子保持得更整潔一些的時候，杜魯門都要引用羅斯福孫子發表的意見來為自己辯護。貝絲對此是這樣評論的：“我所高興的是，至少我在這個方面同羅斯福夫人是相似的。”羅斯福死後的舉國悲痛使貝絲得以在平靜的氣氛中履行第一夫人的職責。

與其前任埃莉諾·羅斯福截然不同，貝絲決定儘可能多地限制第一夫人的職權範圍。有一次，她在最後一秒鐘撤回了她要參加一個記者招待會的允諾。面對記者們的抗議，她回答説：“並不是我被選為了總統。我對輿論無話可説。”但她至少偶爾還邀請記者們喝午後茶，並且有時甚至還接受記者們請她吃午飯的邀請。然而她堅持每次談話都必須是“不得見報”的。她做出的另一個妥協是，書面問題必須書面答覆。她的回答往往短暫、簡潔，並且一般來説非常有分寸。

同樣與埃莉諾·羅斯福截然相反的是，貝絲·杜魯門從不公開表述自己的政治觀點。有一次她説道：“在公眾生活中，太太的作用在於坐在她丈夫身旁，保持沉默，注意給他把帽子戴端正。”關於美國第一夫人應當具有什麼樣氣質的問題，貝絲答道：“身體健康，有幽默感。”

實際上，貝絲是白宮的不錯的女主人。她謙遜，特別重視自己的個人修養，不喜歡成為人們注目的焦點。在悟性和才華方面，她當然不及她的前任埃莉諾·羅斯福。記者們抱怨，要寫關於她的一些趣事非常之難。1946年，新聞週刊上説：“進入白宮九個月後，杜魯門夫人在華盛頓還是那麼的默默無聞，她在為聖誕節而購物時，在首都的大商店裏都沒有人認出她來。”

貝絲·杜魯門總是生活在她丈夫的陰影之中，無論他是參議員、副總統，抑或是美國總統。她在記者們提問時最喜歡用的答辭就是“無可奉告”。一天，有個女記者非常好奇地問到，在某個慶祝活動中總統夫人將會穿什麼樣的衣服。貝絲對女秘書命令道：“你告訴她，這事與她無關。”貝絲按照一個簡單的原則來對付記者，那就是“面帶微笑，一言不發”。儘管她竭力避免發表公開談話和出頭露面，但她還是要參加大量的宴會、招待會、音樂會和葬禮，在白宮迎接各種人物。從1945年4月至1953年1月，她參加了640次活動。這就是説，她每年平均參加90次活動，與其他總統夫人的活動量相比較，這是個給人印象極深的數字。貝絲把妻子和母親的職責置於其他一切事情之上。

儘管貝絲已經60歲，但她給人們的印象很好。有一次杜魯門在乘車時看見了電影《偏愛金髮女郎》的巨大廣告招貼畫。於是他對同車的人説：“真正的男人寧可選擇灰頭髮的女人。”貝絲沒有像其他女人所做的那樣去染髮。她丈夫充滿自豪地談到她：“她看起來就像是她這個年齡應該有的樣子。”

貝絲的衣着很樸素。她喜歡的顏色是黑色。“黑色適合於任何場合”，她常説。在穿衣問題上她與丈夫和女兒愛好各異。她想讓女兒也穿傳統的衣裙，但這對已到結婚年齡的姑娘來説根本不合適。杜魯門喜歡穿淺色甚至是顯眼顏色的衣服，或者穿印有美麗圖案的運動衫。在準備去佛羅里達州旅遊時，貝絲髮現一個服務人員給總統的行李箱裝上了顯眼的褲子。她立刻命令他把那些褲子又從箱子裏拿了出來。她對丈夫説，他要麼只帶她，要麼就帶紅色褲子去佛羅里達。另一次，杜魯門一個人去佛羅里達，那次他帶上了他的耀眼的褲子。

貝絲把與新聞界聯繫的任務主要交給了她的新聞發言人伊迪絲·赫爾姆。她負責發佈有關招待會、會議和總統夫人正式出席的公告。有時這類公告還包括貝絲在重要的慶典中將要穿什麼衣服的消息。新聞界對她和她丈夫都沒有什麼好感。

杜魯門的女兒瑪麗在她的一本小冊子裏敍述到，一次過聖誕節時，杜魯門是怎樣地令他妻子大為驚訝，而她又是如何把他多年前寫給她的那些信件在壁爐裏燒掉。“你在那兒幹什麼？想想過去吧！”杜魯門喊道。“我正是想起了過去，所以才燒掉這些信的。”貝絲答道。有幾封信幸運地保存了下來。貝絲首先燒掉了她自己寫給丈夫的信。保存下來的是杜魯門在1910年到1959年間寫給貝絲的1300封信。這些信件於1983年在獨立城的杜魯門總統圖書館裏向歷史學家和傳記作家們開放，我也是在那兒蒐集到了這本書的材料。杜魯門為了紀念他們結婚29週年在1948年6月28日給貝絲的一封信中寫道：“29年了。這29年我覺得就像是29天。你依然坐在那個小平台上，1890年在星期日學校的那一天，我把你放在了小平台上。我是多麼地笨拙！”杜魯門經常邀請朋友們來白宮打撲克。貝絲也常在白宮舉辦橋牌晚會。為此，她從一個俱樂部裏請來了20年來一直經常和她打橋牌的女朋友們。還有一次，她在總統遊艇上招待她們，在白宮裏為她們舉行晚宴或者請她們在獨立廳裏聽音樂會。

貝絲是新型戰艦“C—54”的命名者。按照傳統慣例，她應該把一瓶香檳酒在船體上敲碎。她把香檳酒瓶向船砸過去。船體上出現了一個凹痕，但酒瓶完好如初。她又試了幾次，但每次都只是砸出一個新的凹痕，每次酒瓶都未被打破。最後，一個機械師走過來用螺絲刀打破了酒瓶。當她後來向丈夫講述這個意外事故時，丈夫説首先她應該摘下帽子，在手中吐些唾沫，然後得要向後掄圓胳膊，就像年輕時打棒球那樣去做才能打碎酒瓶。對這個建議貝絲用這樣的話做出反應：“我只是遺憾沒有把那該死的酒瓶在你的頭上砸碎。”

杜魯門總統喜歡炫耀他良好的身體素質。杜魯門的房間服務小姐披露，在白宮的一天晚上，一場激烈的情愛遊戲過後，總統和夫人身下的牀發出嘎吱嘎吱的響聲，此事在美國變成了聳人聽聞的報道。從此以後，年齡較大的先生們都羨慕總統。

貝絲·杜魯門很可能是美國曆史上最喜愛運動的第一夫人。她強調説，由於她經常進行體育鍛煉，她可以比其他任何人更多地握手。除此之外，她對面孔和名字有着很好的記憶力。當她發覺她丈夫不能肯定他是在跟誰説話時，她就悄聲告訴他談話對方的身份。有好幾次她都阻止了丈夫做出未及考慮的反應。有一次，在白宮的來賓中有個政治家，他曾經尖鋭地抨擊過總統。杜魯門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氣，想向他衝過去，這時他聽到了妻子果斷的耳語：“規矩點兒！你想想，他是我們家的客人！”

1947年2月在華盛頓遞交過國書的約瑟夫·維尼維茨有些激動地回憶起他第一次見到杜魯門總統夫人的情景：“每個新任的要遞交國書的大使幾天後偕夫人一起都受到了第一夫人的接見。有一天，我們把車開到了白宮的大門前。有人把我們引導到一個小客廳，在壁爐旁有一個我們在華盛頓所認識的夫人中最富魅力的夫人在歡迎我們。她一人在場，一個黑人服務員端上了茶。女主人最嚴肅的一個問題是對我夫人提的：‘您喜歡您丈夫的這種職業，這種經常性地搞政治和這種乏味的招待會上的四處舉杯嗎？’我夫人的否定回答使談話的氣氛歡快了起來。‘我不喜歡這個，’杜魯門夫人説。‘我為我丈夫感到遺憾，我為失去平靜的生活感到遺憾，再要回到那種生活中去將是非常困難的。’“我們開始熱烈地談論孩子，談論波蘭遭受過的戰爭。這時那個服務員又走了進來並輕聲地告訴她：‘另外兩位先生也到達了。’瑪麗誠摯地笑着擁抱了我們，她拍了拍我的肩膀説：‘祝你好運，安巴薩多爾先生。’”

貝絲親自忙碌於白宮的管理。她管理現金支出賬簿，監督每天的食譜，檢查房間的衞生，並親自寫聖誕賀卡。她經常給密蘇里州獨立城的女友們打電話，和她女兒一起打乒乓球，自己駕車去購物。晚上她喜歡和丈夫聊天或者聽他彈鋼琴。

她把白宮叫做“巨大的白色監獄”，儘管有一羣服務員悉心照料着她使她感到滿意。她給一位女友寫信説：“我們沒有一個人對我們在這兒而感到愉快。”1946年，有人問她白宮是否會是她選擇的居住地，她答道：“絕對不會。”白宮當然給她帶來了一些利益(第一夫人的角色除外)，同時更多的還是害處。

貝絲最喜歡乘火車旅行。她不能忍受坐飛機。她認為這種交通工具太危險。有一次，當杜魯門乘坐他那架被稱為“聖牛”的總統專機飛行時，他命令飛行員在白宮上方的低空做幾個特技飛行動作。他想以這種方式來向妻子説明飛行並不危險。機長不願意執行這個命令，因為這樣做他就得破壞禁止飛越白宮的飛行規定。杜魯門把全部責任都攬到自己身上。貝絲和瑪格麗特在白宮窗前滿懷恐懼地注視着總統專機的特技動作。

總統身上的職責加得越多，他去徵詢妻子意見的時候就越少，和她交談的時間也越少。這一點傷害了貝絲。為了緩和這種狀況，杜魯門就在參加波茨坦會議時天天給妻子打電話，告訴她會議的進展情況。從波茨坦回來後，他又為貝絲找不出時間了。她感覺到他根本不再注意她的存在了。

1945年12月，當杜魯門去故鄉獨立城過聖誕節時，貝絲用這樣的話來歡迎他：“你終於回來了。大概你這次沒有找到不回來的理由吧？依我看你呆在華盛頓也一樣不錯。”這些話激怒了杜魯門。回到白宮後，他給她寫了一封言辭非常激烈的信。第二天，他的怒氣消逝了。他給在獨立城陪着貝絲的女兒打電話，請她截取郵件，找出那封給貝絲的信並把它燒掉。然後，他給妻子寫了第二封言語更温和的信。他在信中述説了他身負的責任，説他有太多的義務：“總統職務和你一樣重要，貝絲……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需要你的這麼多的幫助。如果我能得到這個國家最好的人的幫助和我所愛的人的支持的話，那麼，我就能夠履行我的職責。”瑪格麗特強調指出，她母親從沒有企圖控制她父親，或者把她的觀點強加於他。總統的私人報告人馬特·康奈利在談到杜魯門夫人時説：“每當他做出一項決定時，她總是接受這一決定。他是完全獨立自主的，而不管她同意與否。”此外，關於投擲原子彈的決定就是如此。有幾個傳記作家着重指出，關於這個問題，杜魯門徵求過貝絲的看法。但瑪格麗特強調説，她父親只是告訴她妻子，將要對日本使用原子彈。貝絲不信任國務卿詹姆斯·伯恩斯，他是由羅斯福任命到這一崗位上的。據説，正是因為她的影響才導致了杜魯門解除伯恩斯的職務，而任命迪安·艾奇遜當國務卿。

每當杜魯門不在白宮時，貝絲就常去白宮中總統身邊工作人員的辦公室所在地西廂房，查看所有的人是否呆在工作崗位上。她丈夫回來後她把她的觀察情況告訴給他。她一直都不能容忍杜魯門經常使用的粗暴語言。當她的一位女友提醒她注意，總統使用“瞎扯”一詞不夠得體時，她大聲説道：“天哪，我花了這麼多年才讓他用這個詞來代替‘扯蛋’那個詞的。”

由於貝絲對記者避而不見，記者們就把更大的注意力轉向了她21歲的女兒瑪格麗特。總統對所有那些對他女兒的音樂會評價得毫不沾邊的音樂評論家們極為惱怒，並且會給他們寫充滿憤怒的威脅信。這些信中的一封是給華盛頓郵報的音樂評論家保羅·休姆寫的：“我還從來沒有碰到過您，但要是我哪次碰到您的話，您就要換個新鼻子和臉面了。”於是，休姆在評論瑪格麗特音樂會的下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如果我被允許發表看法的話……”在這封寫給休姆的言辭尖鋭的信之後，總統覺得評論的浪潮平息了。另一方面還有許多人讚揚杜魯門積極地維護了女兒的好名聲。休姆本人也認為杜魯門的信表現了一個其女兒遭到批評的父親的“完全可以理解的反應”。此事過去九年以後，這兩位先生在獨立城的杜魯門圖書館裏見了面，並進行了友好的談話。

貝絲不同意她丈夫在1948年重新謀求總統職務。與許多美國人一樣，她對他能否成功地擊敗共和黨候選人托馬斯·杜威也抱有懷疑。貝絲渴望重新回到獨立城。當杜魯門決定參加競選時，她支持這項決定並參與了競選。杜魯門乘火車遍遊全國領導競選，在火車最後一節車廂的平台上發表演講。他經常問大家：“你們想認識我的家人嗎？”眾人肯定了。然後他就把他稱之為“老闆”的妻子和叫做“我的小女孩”的女兒請上平台。他的“小女孩”至少都24歲了。他妻子和女兒都不喜歡這種亮相。有一次，貝絲威脅説，如果他繼續演出下去的話，她就要中斷參加競選。

貝絲沒有在白宮再住四年的心理準備。但是杜魯門令所有人驚訝地並與民意測驗結果完全相反地贏得了選舉。從1949年到1953年的任期不管對杜魯門還是對他妻子來説都是非常困難的。他的受愛戴程度下降了，共和黨人對他的攻擊越來越升級。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在美國發生了多次罷工，臭名昭著的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開始胡作非為。由於幾乎是不堪重負的職務負擔，杜魯門也利用時間同妻子討論一些政治問題。他通常是晚上把有關文件從白宮帶回來。

1952年5月，白宮開始進行改建，在此期間杜魯門一家搬到了“布萊爾宮”。那裏的房比白宮要少得多，這就給貝絲組織招待會帶來諸多不便。在杜魯門的第二個任期結束之前兩月，1952年12月5日，貝絲的母親馬奇·蓋茨·華萊士在長期患病之後死去。貝絲非常依戀她的母親並沉浸在喪母的巨大悲痛中。

根據憲法規定，杜魯門還可以再爭取一個任期。貝絲則根本不想聽這些。她認為，無論是她還是杜魯門本人都忍受不了在白宮再住四年。杜魯門在這一點上也不大熱心了。當參加競選對他造成的壓力越來越大時，杜魯門問他的私人報告人馬特·康奈利：“我這個老人再次參加選舉你以為如何？”馬特用手指着立在寫字枱上的貝絲照片回答道：“你會下決心嗎？”杜魯門沉默了片刻，然後説：“如果她遇上什麼事情，我又會怎樣，你知道嗎？”

1953年1月，在杜魯門的第二個任期結束之後，在華盛頓從未感到過愉快的貝絲滿懷喜悦地回到了她的故鄉小城獨立城。從那時起，她的住宅作為“杜魯門宮”而成為最大的旅遊熱門景點。獨立城的全體居民都來迎接歸家之人。貝絲又開始了她的星期二夫人橋牌比賽。她經常一個人去購物。她甚至接受了一個年輕記者的採訪。關於住在白宮幾乎八年之後她是不是對小城生活的改變難以適應的問題，她回答説，她缺得最多的是服務人員。另一方面她強調，她絕對不懷念那些她作為總統夫人必須出席的招待會和公開活動。她仍然不介入政治，避免公開談話，而是幫她的丈夫撰寫回憶錄，除此之外，她全神貫注地致力於她喜愛的業餘愛好——偵探讀物。有一次，默爾·米勒來到獨立城，以把採訪杜魯門的情況錄下來。貝絲不想被牽扯進採訪中去。她堅決地聲明道：“我不想把我的聲音留給後世。”

1956年，民主黨人重新選舉阿德萊·史蒂文森為他們的總統候選人。杜魯門是這一選舉的堅決反對者。他支持威廉·埃夫里爾·哈里曼。貝絲認為她丈夫的行為方式是錯誤的。她甚至請求家中的一個朋友向哈里施加壓力，使他改變主意。埃文斯在回憶這一會見時説，他第一次看到貝絲滿眼含淚。

1956年4月21日，在37年前哈里和貝絲結為終生伴侶的同一個聖公會教堂裏，舉行了他們的女兒瑪麗和《紐約時報》的記者克利夫頓·丹尼爾的婚禮。

1969年6月28日，貝絲和哈里·杜魯門慶祝了他們的金婚紀念日。那是個在親密朋友圈子內舉行的簡樸的慶典。

1972年12月26日，哈里·杜魯門逝世，終年89歲。貝絲從1920年到1958年間，每天早晨都要記下他們婚姻生活的最重要事件。

她仍然大量地閲讀，看電視裏轉播的體育節目，與她女兒和外孫們保持着密切聯繫，首要的是維護好個人隱私。她不在大庭廣眾之下露面。惟一一次例外是1976年，傑拉爾德·福特總統和夫人貝蒂來到獨立城，為杜魯門的紀念碑揭幕的時候。

貝絲的健康狀況惡化了。她患上了關節炎。她的視力減退越來越嚴重。與蓋洛普民意調查研究所把她列入美國最令人欽佩的20位婦女之一時，她説：“我不知道這是為什麼。”

貝絲·杜魯門於1982年10月18日在她所熱愛的獨立城家中的卧室裏辭世。她將近97歲。紐約時報用這樣的話來作為她逝世消息的標題：“貝絲·杜魯門以97歲的高齡逝世了。她是總統的夥伴。”貝絲肯定會喜歡這個標題。杜魯門也會同意這個評價。他本人有一次對一個記者説過，妻子是他在所有的政治和其他事務方面的合作伙伴……她總是正確的。

葬禮很簡樸，來自她家族和親密朋友圈子的150個人參加了。瑪格麗特邀請了當時的總統夫人南希·里根和貝絲非常喜歡的退職總統福特的夫人貝蒂·福特。瑪格麗特寫道：“羅瑟琳·卡特也不請自到。”貝絲被安葬在獨立城的杜魯門圖書館院內她丈夫的身旁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