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城市化

農民工是在我國特有户籍制度條件下產生的一個羣體，從身份上看他們不是工人，從地域和職業上看他們不是農民，他們是城市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建設者，也是城市社會中的“最底層”、“邊緣羣體”或“陌生人”。在統計數據上他們以“常住人口”的身份被列入城市人口，但在生活方式和思維觀念方面和城市居民還有很大差距，他們距離真正的城市化還有很大的差距，這也註定了中國農民工的城市化過程區別於其他國家的城市化。關於農民工城市化問題的研究，無論從經濟學、社會學、還是城市規劃建設上都有很多，本文正是基於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明晰了我國農民工城市化發展的脈絡和步驟，並運用社會結構理論，更進一步深入研究農民工“人的城市化”的現狀和問題。 在歷時性研究的基礎上，本文歸納出自我國户籍制度推出並形成城鄉二元格局以後農民工羣體形成和城市化的歷程：“職業城市化—地域城市化—身份城市化—人的城市化”這四個步驟是同我國國情和經濟政治發展緊密聯繫的。而對於當前處於經濟高速發展中的中國，正在從生存型社會進入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重點的發展型社會，日益增加和激化社會矛盾和問題也讓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經濟建設和社會建設的不同步給整個國家發展造成的影響。加快社會建設就是關注人的發展，而對於2億多的農民工羣體來説，就是讓農民工羣體真正能夠享受到現代化成果，讓他們不但從職業、地域、身份上城市化，而且要在平等享有“市民待遇”的基礎上，實現生活習慣、思想行為觀念等社會和心理等深層面的城市化。這不僅是實現我國農民工徹底城市化的需要，也是維護城市穩定和社會發展的需要。 本文在吉登斯的“社會結構化”理論基礎上，充分運用抽樣調查數據和個案訪談資料，依據制度資源、文化資源和社會關係資源〓分析三個維度，在研究的路徑上分成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進行：第一個層面是從宏觀出發闡述社會結構對農民工行為觀念層面城市化的限制和被動排斥，包括進城農民工制度資源的限制下造成的行業和居住隔離，對農民工經濟資源獲得以及對其與城市居民溝通和融入的影響；文化資源同城市居民比較劣勢下的觀念和文化生活方式差異對農民工城市化融入的影響；社會關係資源在城市社會中的缺失所造成農民工羣體城市生活的邊緣化、孤立狀態，並一定程度上受到城市居民的歧視；第二個層面是從微觀個體層面來闡釋農民工在受到社會結構限制的境遇下個體再結構化和主動排斥傾向，包括農民工對於自身的認知和定位，對城市的態度和認可程度。在受到城市居民的被動排斥後，農民工個體也呈現“內卷化”(再結構化)傾向，形成新的、具有地域和職業等同質性的社會結構，這個新的結構也對城市居民產生一種主動排斥行為。 城市社會中存在的社會結構限制以及農民工個體的主動排斥行為，不利於農民工行為方式和思想觀念等社會和心理深層面的城市社會融入，我們需要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來直面這個問題。首先需要對割裂城鄉和形成農民工這個特殊羣體的户籍制度進行改革，讓農民工和市民能同等的享有社會保障、就業制度，構建寬鬆的生活和就業環境。其次通過社區平台的構建，促進農民工和市民交流和溝通。另外，要實現農民工在生活習慣和思想觀念層面向城市社會的融入，只有客觀的外部環境建設是不夠的，要充分發揮農民工在經濟生活、社會交往以及心理層面適應和融入城市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本文結論部分認為，我國雖然從户籍等制度改革層面加大了對農民工關注，不斷提升農民工社會保障水平和統籌標準，但是距離農民工“人的城市化”即“全面發展”的水平還有很大的差距。農民工的再結構化傾向是其習得城市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的障礙，影響其城市社會融入的速度和水平。所以，進城農民工寬鬆外部環境的建構是城市化發展的要求，也是推進社會建設的必然要求，而提升農民工的素質和構建社會關係網絡則是確保農民工在城市空間中找到自我，儘快通過社會化，習得相應生活習慣和行為觀念以實現徹底城市化的關鍵因素。 如果論及本文區別於其他研究之處：一是根據我國農民工形成和發展的實際，將農民工城市化分成遞進的四個階段(職業城市化—地域城市化—身份城市化—人的城市化)。二是在分析的路徑上，眾多學者對農民工城市化的分析，主要是從制度、經濟等外圍層面來分析農民工的城市融入，本文在關注制度、經濟等客觀環境限制和構建的基礎上，同時從農民工的個體層面來分析其“內卷化”傾向和農民工個體在城市生活中的主動性、積極性在其實現人的城市化的重要作用。三是基於吉登斯的社會排斥理論，本文提出“主動排斥”和“被動排斥”兩個概念來分析農民工的城市融入問題。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