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理斯多德

在哲學方面，亞里斯多德發展了赫拉克利特的唯物的和辯證的思想，奠定了形式邏輯學的基礎(《論工具》)，論證了一般與特殊的統一，認為理性原則存在於感性事物之中，從而徹底批判了柏拉圖的客觀唯心主義觀點。但是在肯定神為創造因這一點上，他還是唯心主義的。

在文藝理論方面，亞理斯多德利用他那豐富的哲學和自然科學知識，對希臘文藝作了總結。他的《詩學》和《修辭學》都是這種總結的成果。他抓住文藝的一些基本問題，作出了在當時是最深刻的解答。

亞理斯多德的《詩學》首先闡述文藝和生活的關係，他發揚了古希臘傳統的“模仿説”，認為現實世界是文藝的藍本，文藝是對現實世界的模仿。模仿並不是消極的抄襲，而是通過觀察和認識，來反映現實中具有普遍意義的事物。《詩學》第九章有一段比較詩和歷史的話是極其重要的：“詩人的職責不在描述已發生的事，而在於描寫可能發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是可能的事。詩人和歷史家的……差別在於，歷史家描述已發生的事，而詩人卻描述可能發生的事，因此，詩比歷史更近於哲學，更嚴肅；因為詩所説的多半帶有普遍性，而歷史所説的則是個別的事。所謂普遍性是指某一類人，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在某種場合下會説些什麼話，做些什麼事——詩的目的就在此，儘管它給所寫的人物安上姓名。至於所謂特殊的事則指例如亞爾西巴德所做的事或所遭遇到的事。”這段話有幾點含義：首先，詩有詩的真實，它是合乎規律的，帶有普遍性的，所以柏拉圖説詩不顯示真理的論點不能成立。其次，詩的真實不同於歷史的真實，藝術的真實不同於生活的真實；詩是虛構，在虛構中揭示事物的必然性而拋去偶然性，所以詩或藝術的真實可以高於生活的真實。這就推翻了柏拉圖認為藝術只是“影子的影子”的論點。再次，詩可以通過“安上姓名”的個別人物來顯示出普遍性和必然性，這就是“一般與特殊統一”的觀點。

由於認識到詩必須符合可然律和必然律，顯示事物的內在聯繫，亞理斯多德特別強調作品必須是有機的整體，從這個觀點出發，他認為無論是史詩還是悲劇，都應以動作或情節為綱，而不應以人物性格為綱，因為以情節為綱，較易顯出事件發展的必然性。情節要整一，一部作品只應有一個主要的情節，從開始發展到頂點，然後轉到必然的結局。

亞理斯多德在《詩學》裏着重分析了悲劇。第六章裏悲劇的定義是重要的：“悲劇是對於一個嚴肅、完整、有一定長度的動作的模仿；用的是由各種雕飾來提高的語言，不同的雕飾用在不同的部分；方式是通過動作而不是通過敍述；引起憐憫和恐懼，從而導致這些情感的淨化。”接着他指出，“動作須有動作的人物，人物必然具有性格和思想兩方面的特點。”這樣，亞理斯多德就指出了分析一般戲劇作品所必須考慮到的六個要素：動作(情節)、人物性格、思想、語言、表演(通過人物動作，不通過敍述)和歌唱(因為希臘悲劇有合唱隊)。此外，他還指出悲劇所引起的情感是對人物所受災禍的憐憫和恐懼。這些情感在看悲劇時受到“淨化”，所以對心理能起健康的影響。這裏也就批判了柏拉圖的文藝傷風敗俗的觀點。

他在論悲劇時，強調動作的整一，並指出悲劇的時間不應無限制地延續。這些觀點後來被古典主義者引申為悲劇的三一律。

總的説來，亞理斯多德的文藝觀點是符合現實主義的。他的《詩學》對西方的文藝理論奠定了基礎，兩千多年來一直有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