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村兩制

一一個黨支部、一個村委會，但在生產上一部分實行集體經營，一部分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兩種體制並行，人稱“一村兩制”。

崖口村聲名遠播，是因為村裏至今仍實行人民公社制度，獨樹一幟地生活在珠三角繁喧的市場經濟裏。它偏安一隅，堅持自己的發展道路且表現不俗。

每當陸漢滿站在大堤上看着那片向大海要回的土地，就會無比踏實。”在崖口調研三年的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曹正漢説，他終於弄清崖口村支書陸漢滿的內心，“土地就是村裏窮人安身立命的資本。崖口村的福祉從哪裏來？來自“太公剩落”的豐饒土地，來自執掌35年村務的老支書陸漢滿，來自他們至今堅持的以集體力量對抗殘酷市場競爭的公社道路，還是自由選擇的權利？

崖口村位於廣東省中山市東南部，從中山向南不過20分鐘車程就到。這個海邊村莊位於水陸交通要道。在它的東面，是寬闊的珠江口伶仃洋，颱風將起時，晴空萬里，可看到一水之隔的香港大嶼山島。南面37公里處是珠海特區。村內逸仙路和岐灣公路縱貫南北，交通便捷。

從地圖上看，崖口村背靠雲梯山，面朝廣闊的伶仃洋。山海間36平方公里上，生活着3000多名村民。

翻開村志，介紹崖口村四大姓，譚、楊、陸、肖。南宋始建村，鄰居翠亨村是偉人孫中山的故鄉。民國元年，孫曾攜夫人從澳門登陸崖口並做演講。村志在第一頁撰寫崖口基本情況：一村兩制。

所謂一村兩制，崖口仍為人民公社制度，同時按照市場經濟實行自由擇業。

這是崖口獨闢蹊徑。不同於中國其他鄉村之處。

1981年來，崖口堅持“集體生產，按勞分配”。內部仍然保留大隊，之下再分13個生產隊。村裏統一組織農耕生產、記工分，最後分配糧食。

村裏餘慶祠堂門口的工分表，記錄着每個參加集體勞動的農民一年的“收入”工分—從7000多分到15000分不等。

村民譚中祥就在村裏參加集體勞動，上午秧插完，開始打撲克。以前的他在外務工，“打工不好找，在東莞搬沙很辛苦，月薪1000元。現經濟危機，工廠破產。年初就報名參加村裏勞動。”每天，他像上班“打卡”一樣，把刻有自己名字的竹工牌掛到工作內容一欄，就去出工。時間由自己來定，以完成任務為評分標準。“年終，每個生產隊收穫的糧食，公社以高於市場價格的一半收購。生產隊再把糧款和工分掛鈎折算進行分配。按近兩年的行情，估摸一個工分一塊錢。”

一村兩制

譚中祥50歲左右，他説在村裏幹農活的都是年紀偏大的人，或沒讀過書的人。“年輕人肯定出去打工，當農民會覺得沒面子。”

“如果今年想參加集體勞動，年初就去報到，便於生產隊統計人數，安排農耕。”村裏法律顧問譚順寧説。

崖口有1000多勞動力不參加集體勞作—認為做生意、外出打工更能致富，你大可自由選擇。這是崖口公社不同於華西村、南街村的本質：自由選擇。這意味着外部市場經濟對大隊內部的公社制度構成直接競爭。如果你能在市場經濟中賺到豐厚的報酬，你就會離開大隊，如果你毫無在市場上生存的技能，只有一把力氣，那就要依靠大隊勞作生活。

村民譚兆良家是兩層小樓，院裏一樹繁花伸出牆外。家門口砌個小神龕，上書門口土地福神，擺三個小酒杯，再貢一爐香。這是個典型的崖口家庭，生活水平屬中上：三代同堂、電器一應俱全、還有小轎車。走在村裏，騎車的農民“鈴鈴鈴”從身邊穿過，剛從地裏插秧回來，頭髮淋成一條一條。褲腳沾滿黃泥。崖口的稻田，黃綠交錯。偶爾有黑白燕子倏的從田間飛起飛落，靜得能聽到飛的聲音。昨夜下過大雨，筷子長的稻苗被打歪，泡在泥水裏。

空曠的田野上，彎腰勞作的30多歲的阿譚很顯眼，別人都回家吃飯了，她剛給酒店洗完碗趕來。水珠從臉頰旁滑落，阿譚説是汗。

她説着勉強的國語，“如果不是一點書沒有讀過，我就出去打工，農活這麼辛苦，誰想幹啊。” 她説，家裏有5個人要供養，丈夫在外打工。村裏集體農田耕作，一年勞作6個月，能掙到相當4000元的工分。她今天把這畝地的秧苗補齊，能掙100工分。工分最終值多少錢，要到秋收才知。若是收成好，就有好價錢。收成不好，就是管飽肚皮。村裏集體勞動完，她就去給酒店洗碗拖地。

她熟練地扶秧，插下，説她是崖口村外嫁來的，尚不屬崖口村籍，本來無權參加大隊勞動，分享秋收的糧食。她去找村支書陸漢滿，“你看我找不到工，如果再不種田，怎麼活？”儘管很多人反對讓“外人”種田分糧，陸漢滿還是給了她機會。

“讓這些最弱勢的人，最無助的人，過上吃飽穿暖的生活，是崖口走人民公社道路最根本的出發點。”這也是陸漢滿推行村莊公社的根本原因。

80歲的譚兆良，親眼見證崖口30年來滄海桑田的變化。“（上個世紀）80年代搞改革，村裏人説，分田到户，孤兒寡母種不了田怎麼辦，天災收成不好怎麼辦？大家還是願意團結成集體對抗風險，就選擇走公社的道路。

陸漢滿也要面對令人尷尬的現實，單純的集體經營農業，效率極其低下。譚中祥説，如果不是下雨，就能看到很多農民在田間地頭打撲克。這是集體經濟時期磨洋工勞動生產率極端低下的制度弊端再寫照。

“崖口農業虧本，可是灘塗租賃收入可補貼農業的虧本，”譚順寧算了一筆村裏的收支賬，“現村裏有2萬畝灘塗，每年出租收入1000多萬，補貼農業600萬，其他用於支出福利和修橋整路。村民每月也可分得5畝地的出租收入。”譚順寧説這些收入來自天時地利人和。

如果你看到珠江入海口，就會相信這是事實：鹹淡水混雜的生態適合各種淡水魚和鹹水魚的生長，營養豐富的海灘，長滿紅樹林，是鶴、鸛的天堂。

珠江經橫門口在此匯入伶仃洋，裹挾着大量泥沙順流而下，海岸線不斷淤長，久而久之，灘塗向前推進，後方產生大片新的陸地。它似海非海、似陸非陸，是蠔和蝦茁壯成長的搖籃。每天海水挾着淡水兩漲兩落，漲潮時，海水混合着珠江的淡水通過閘門湧入寬闊的養殖場，帶來了蝦苗和豐富的營養。蝦苗在平靜的養殖場安家落户，直至長大成蝦需要產卵，才隨退潮的海水遊向大海。這時，養蝦人只需要在海水中放一張網，一隻只成熟的蝦就盡入網中。

陸漢滿當然知道海灘的價值，這些海水養殖場將在20年後變成陸地上的淡水養殖場，100年後完全變成肥沃的耕地。這是他一生的榮耀—帶領全村3000多人，從最初的肩挑背扛，築堤圍海造田—30年後的今天，向大海要出兩個新白雲機場那麼大的土地。

譚順寧形象地解釋圍墾，“所有的灘塗，都會慢慢變成陸地，人工圍海造堤，加速這一過程，海水越來越淺，從魚能游到鶴能站立，再到能種蓢，最後築堤。”據説，陸漢滿上任村支書對上級提的條件就是，“能讓崖口圍墾海灘”。

陸漢滿信奉的都是常識，“社稷，社指土地，稷指糧食，只要有這兩樣，什麼都不怕。”

他深知“守土有責”，不到萬不得已，從不輕易賣出土地，儘管這土地是誘人的餡餅。在給全村的《我們為什麼不肯賣土地？》的信中，有7條樸素的道理：

家有萬貫不如日進一文；土地永遠是崖口人的，賣了只分一代人，後代會罵我們吃掉他們生存的資本；賣土地分到錢，各人都來爭，從此村無寧日……最終，他力挽狂瀾，“700年前，崖口人就生活於此，這是名副其實的魚米之鄉，只要你願耕種，就不愁沒收穫。只有守住這塊土地，後輩才能用之不竭。”出租土地帶來的收益，且不失一寸土地，證明了這一點。

現在，他已經69歲。從上任走着看圍墾的土地，到騎自行車，再到要開豐田吉普。崖口村土地擴張的面積越來越大，遠大於周遭的鄰村。

曹正漢問過陸漢滿，將來怎麼走？陸漢滿仍有憂慮，他説，崖口的未來只能由下一代人自己決定，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儘可能多地積累一些資源，保護好生存的環境，讓他們在未來的競爭中有些優勢。他擔心的是，這20多年來，其他村民早已習慣市場經濟，適應了競爭。但崖口社員一直是依靠集體生活，不用自己冒險。一旦要把他們放到市場中去找飯吃，他們怎麼辦？